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据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考证，在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约从250万年前延至15000年前），由于冰川；的作用，日本列岛曾以陆桥的形式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往来。因此，在日本发现的距今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与陆生脊椎（zhuì）动物化石，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及动物化石，有许多共同之处。直到一万多年前的全新世。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才使得日本列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后来，中国大陆的上古居民，仍利用日本海左旋环流和季风，跨过朝鲜海峡，东渡日本。
中日两国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交流，也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公元前周秦时代的神话故事《山海经》（记事以山海地理为纲，涉及上古迄周之历史、民族、宗教、神话、物产、医药、巫术等各个方面）中，已经有“倭属燕”的记载；公元前一世纪的《汉书》（二十四史之一，东汉史学家班因等撰）中，更明确记录了东海“倭人”向中国朝廷进贡之事；公元三世纪的《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西晋史学家陈寿撰则开始为日本立传（《魏志·倭人传》），详细记述日本国情和中日交流史实。从《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南朝宋范晔撰）。《三国志》，一直到《明史》（二十四史之一，清张廷玉等撰）、《清史稿》（近代赵尔巽主编），中国历代16种官修史书中都有对日本情况和中日交流的专门记载，如《倭人传》、《日本传》（从唐代开始中国称倭为日本）等，从未间断。
中日文化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初的渠道主要是中国移民迁居日本，这些“渡来民”有的经过朝鲜半岛，有的直接漂流到日本，他们所传播的主要是物质层面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以后有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如邪马台国的遣魏使，倭五王的遣宋使，奈良、平安时代的遣隋使、遣唐使以及中国的聘日使等；此外还有各种留学人员，如人唐的留学生、学问僧等。彼此间交流的内容也扩大到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层面。宋、元、明、清时代，中日两国间的交流方式则以商人贸易和僧侣往来为主，经济、文化交流并举。到了近代，两国间的交流途径就更加多样化。
中日文化交流，对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甚至对于国际关系、民族情感、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都产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中国文化输入日本
一般来说，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不同的主要“流向”。比如在古代，由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趋向便是中国文化向日本的输入。
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六世纪，在中国正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日本则是弥生时代与大和时代前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统一了中国。在此前后，曾有一些中国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移居日本，他们带去了中国大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从而促进了当时日本列岛的生产力发展，逐渐由以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方式为主的绳纹（日本新石器时代文化称绳纹文化，因陶器上普遍饰有绳纹而得名）时代进化到以种植水稻等农耕生产方式为主的弥生时代（即日本的早期铁器时代，因首先发现于东京都弥生町而得名）。
司马迁<史记》中有徐福出海的记载，而广泛流传于中日两国民间的徐福东渡的传说，已把徐福当做了上古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
徐福，亦名徐市（fú），本名议，字君房，战国时代齐国人。据考证，徐福生于公元前255年，其先祖徐堰王曾是西周时代东方一侯国的君主，徐福为其29世孙。齐国为战国时期位于中国东部的一个强国，疆域北达渤海（今河北、天津一带），东至黄河。其农业、渔业、手工业、商业均十分发达。徐福长大后，成为齐国方士（古代称从事求仙，炼丹等活动的人为方士。方士崇奉道家哲学，掌握天文、地理、医学养生、炼丹、植物等知识）。传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生活日渐奢侈，筑宫殿、造坟墓，更想长生不老。公元前219年，他东巡泰山启至芝罘（zhīfú，在今山东烟台北）、琅琊（Iiángyá，今山东胶南市南境），并在山上筑琅琊台。每到一处，都要立石刻字，颂扬自己统一天下的功绩。燕、齐地区早有仙人和不老药的传说，秦始皇巡游其间，屡有所闻。及至琅琊台刻石毕，果然有一名叫徐福的齐人上书，说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上面有仙人居住，请准命其前去求仙人赐以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欣然允准，但徐福之船至海上遇风浪未能成功。第二年，秦始皇再次东游，东至芝罘。始皇此行，显然与徐福人海求仙药有关。可是，徐福人海求仙药未成，怕秦始皇怒，便在进见始皇时，编了一套谎话，说他曾进人海中神山，见到了大神，大神要求贡献“年轻男女及百工”，然后才可赐予延年益寿之药。秦始皇听了，不但不怒，反而十分高兴，便命徐福带领三千男女、百工及五谷渡海求取仙药。不久，徐福越海，到了一平原广泽之地，再也没有回来。
有关徐福的传说，除载于《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封禅书》和《淮南衡山列传》外，亦见于其他书籍。据南朝梁天监（梁武帝萧行年号，公无502～公元520年）年间成书的《百家谱》（王增孺著）载：“议（即徐福），秦始皇使往蓬莱，居东海，今日本国。”又据《鉴汀谱》载：“秦始皇时，议领童男童女三千，往蓬莱山采药，因阻风不还，居东海，号徐福国，今日本是也。”至今，人们仍然在研究徐福。1982年5月，徐州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罗其湘等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进行地名普查时，依据地理沿革、《宗谱》、地理环境和考古发掘等资料，发现了徐福故里。此后，以徐州师范大学为中心开展了徐福学研究，并于1986年5月在赣榆县召开了“江苏省首届徐福学术讨论会”。1990年10月，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龙口市政府等在山东省黄县召开了“徐福籍贯学术讨论会”。同年12月，江苏赣榆县举行了徐福节，期间也召开了学术讨论会。1993年，中国徐福节正式成立。
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六世纪初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日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并有官方使节往来。中国史籍中对中日文化交流已有许多具体记载，比如《后汉书》中有关于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贡使印绥（旧时称印信和系印的丝带）的描述，《三国志》中有关于日本邪马台国与魏朝贡贸易的记载，《宋书》（二十四史之一，元代脱脱、阿鲁图先后领衔，欧阳玄、张起岩等总裁编撰）中记有南朝刘宋（刘裕于公元420年6月灭晋建宋，定都建康，从此开始了南朝。史称刘宋）与日本大和国倭五王之间的使节往来等等。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县志贺岛发现了一颗金印，经考证鉴定，正是公元57年汉光武帝所赐“汉委奴国王”金印。另外，日本考古还发现了大批汉魏南北朝时代的铜镜，这些，都证实了中国史书的记载。
在此期间，对中国大陆生产技术传往日本起了更大作用的则是民间的友好往来，比如稻作文化及金属器文化的传人就属于这一类。
稻米同小麦、豆、黍一样，是人类的主要食用作物之一。在中国，栽培水稻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自从传人日本后，两千多年来，稻米便成了日本人的主要食粮，同时，它也是日本社会历史得以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铁器在日本列岛出现并投人使用，大致是在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的交替时期。例如北九州市长行遗址出土的铁斧，便与中国和朝鲜某些地方出土的铁斧形制近似。其渊源，可能来自战国时代的燕国，先流传到朝鲜半岛的西北部、东北部，再流人日本列岛。青铜器在日本出现的时间，也和铁器差不多，约在绳纹时代的后、晚期和弥生时代初期。到弥生时代中期，日本国内开始仿制铁器和青铜器。铁材主要用作生产工具和武器，同时也用以加工木器；青铜主要用于制作利器，如剑、戈、矛、镞等，同时也用于铜锋（duó，大铃）、铜镜等祭器的制作。
铁制农具的应用，大大加强了开垦荒地、修建沟渠、构筑水田及修建各种工事的能力，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列岛生产力的发展；而青铜及铁制武器的应用，又加快了统一国家的形成。从公元四世纪起，以大和为中心庞大古坟的出现，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古代国家走向形成的阶段。因此可以说，从绳纹时代到弥生时代，是日本列岛在接受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外来文化情况下所产生的、向文明社会迈进的第一次大转折。
第二节 公元6世纪至9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正是中国的隋唐时代，日本的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这个时期出现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不是偶然的。
公元589年（日本崇峻天皇二年、隋文帝开皇九年），隋朝灭陈，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隋朝统治者改革官制并修订了其他一系列制度，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隋唐300年的统一繁荣奠定了基础。与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相比，隋代文化虽处在“序幕”阶段，但却显示出新的生命力。由于国家统一，国力增强，中国帝王自然希望有更多的国家与之建立朝贡关系。
在日本，公元593年，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兼任摄政。圣德太子在政治上比较活跃，建树颇多。对外，积极吸取异国文化，努力加强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联系；对内，则为提高王位、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斗争。在推古天皇十一年（公元603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制度，将朝中官吏的冠位按德、仁、礼、信、义、智各分大小，组成十二个位阶，又以紫、青、赤、黄、白、黑各色按浓淡分别为冠，以表示其位阶的尊卑和在朝中的席次。冠位只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功绩授予，而不能世袭。推古天皇十二年（公元604年），圣德太子又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其中包括的主要观点是：尊君思想、“背私向公”、“以礼为本”、“笃敬三宝”（三宝即佛、法、僧）、强调仁政等。这些思想的理论渊源，分明是中国的儒家、法家和佛教思想。“十七条宪法”的遣词造句甚至都与中国的典籍相似。历史上，人们称圣德太子任摄政的时代为飞鸟时代，称这一时期（六世纪后半叶至七世纪前半叶）的文化为“飞鸟文化”。与弥生文化、古坟文化（日本古代文化，晚于弥生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四世纪至七世纪，是日本原始国家的形成时期，以当时贵族所建筑的古坟为其特征，故名）相比，飞鸟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具有更高的水平，内容也更丰富。飞鸟文化中，特别引入注目的，首先是佛教的兴盛，因此有人认为飞鸟文化就是佛教文化。
佛教自公元538年正式传人日本，50年后发生了崇佛与排佛的论争。在崇佛派取胜之后，推古二年（公元594年），天皇下大兴佛教之诏，推动并加速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其时，苏我氏率先营建了飞鸟寺（即法兴寺，完成于公元596年），接着，圣德太子在斑鸠营建法隆寺（公元605年基本完成）。两寺的建筑，均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式样，后者且混有中国汉代及北魏、北齐时代风格。飞鸟寺和法隆寺内的佛教艺术造像也深受中国、朝鲜的影响。当时最著名的佛像雕塑大师是鞍作止利，他的祖父司马达止据传原为梁朝人，也就是说，他是由中国大陆经朝鲜半岛到日本的移民后裔。飞鸟寺金堂内的铜造释迦如来坐像（俗称飞鸟大佛），便是鞍作止利的作品。佛为长脸，宽衣博带，可以看出是受了中国云冈石窟后期和龙门石窟前期风格的影响。法隆寺金堂四大大王像、百济观音像等，为七世纪中期的作品，身躯细长而滚圆，增加了丰满及重量感。这些佛像与北齐、北周的佛像很相似。
飞鸟时代的佛教僧侣及造寺工匠多来自朝鲜半岛，而日本的佛教艺术却显然是受了中国北朝的影响，这自然与北朝时代中国化的佛教艺术高度发展有关，同时也说明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巨大影响，说明朝鲜半岛曾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中间站。
这一时期，除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吸收中国文化之外，圣德太子还曾四次派出遣隋使，直接与中国往来。名义止是听说隋朝“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实际上是为了全面学习大陆文化。遣隋使有时偕留学生、学问僧一同赴隋，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渡来人”的子孙，说明“渡来人”有较高的中国语文和学术上的修养。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国居留的时间一般比较长，多在二三十年以上，因而他们大都在隋灭唐兴之后的七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归国，并在后来著名的大化革新及其后的改革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吸收中国大陆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日本推古朝是一个此时播种留待后世收获的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是为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作准备的过渡期。
隋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很快便使隋政权土崩瓦解。公元618年，李渊（公元566～635年）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唐王朝继承了隋的统一事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前期，唐王朝在政治、法律、军事、科学等各个方面，基本上承用隋制并加以改进，使之更加完整、周密。至开元（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元713～741年）、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元742～755年）年间，中国已成为一个法制完备、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国家，成了亚洲文明的中心。
由于日本与中国大陆只有一水之隔，过去又有与中国长期交往的历史传统，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便尤其令人瞩目。确切地说，这一时期是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高潮期。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的不断派遣，是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和突出表现。
公元630年，日本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至公元894年的200多年间，日本共任命过18次遣唐使（其中有三次未成行，另有三次属迎接或送还性质）。派遣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全面而系统地学习大唐文化。奈良王朝兴盛时期派出的使团，往往规模庞大，每次都在500人左右，要分乘四艘船只前来。有时同船而来的还有一些学问僧和留学生。使团到唐后，一般要朝见中国皇帝，进献贡物，参观文物名所及藏书馆，习学经典，廷聘赴日人才等。此外，使团还负责向唐朝介绍日本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并帮助他们安排好在唐的学习与生活。正因如此，留学生们在唐，衣食住都有保证。遣唐使来华的前期及中期，日本留学生在中国居留的时间一般比较长，多在十几年以上，因此，他们受中国文化濡染较深。学有所成之后，欲归者一般随遣唐使团的船只返国，以自己之所学为国家出力。到了后期，渐渐出现了“请益生”、“请益僧”。他们大多是中国文化某一领域的专家，有一定的造诣，来唐的目的只是就某一方面的专门问题向唐朝的有关人士请教。这些人一般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较短。
据日本史籍记载，来华留学生中，最有名气的，是大臣和朝衡二人。这里提到的“大臣”，指的是归国后曾任右大臣的吉备真备；朝衡（晁衡），指的则是著名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这两个人在留学生中知名度最高，分别代表了留学生中归国效力和终老唐土的两种类型。
公元695年，吉备真备出生于一个世居吉备国的低等贵族家庭。公元715年，吉备真备被选为赴唐留学生，并于第二年随第八次遣唐使团入唐。人唐后，由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教授儒家经典。除此之外，吉备真备还学习算术、音韵、书法、天文、历学、兵事、礼仪、祭祀、建筑等各种实用之学，在唐修习达17年之久。公元724年，吉备真备携带《唐礼》、《乐事要录》、《写律管声》、《太衍历经》、《东观汉记》等近200卷书籍，乘遣唐使船回国。归国后，吉备真备向朝廷献上所携图书及器物。接着便被任命为大学寮助教，后又任东宫学士，为皇太子（后来的孝谦天皇）讲授《礼记》、《汉书》，把盛唐儒学及时地介绍给日本。公元750年，吉备真备曾被任命为遣唐副使再度来唐，完成使命归国后，曾任军政要职，并把唐的兵法用于日本。最后，吉备真备升到右大臣（正二位）的高位，声名显赫。
阿倍仲麻吕是仰慕大唐文化而终身仕唐的留学生代表。他出身于一个中等贵族家庭，其青少年时代正是奈良时代初期。公元716年，他与吉备真备一起人唐，时年19岁。在国子监太学学成结业之后，阿倍仲麻吕以进士科及第（科举时代考试中选），被任命为春宫坊司经局校书（即如今日之图书馆员），后提拔为左拾遗。公元733年第九次遣唐使来唐时，阿倍仲麻吕请求归国，被玄宗皇帝挽留，继续仕唐。20年后，也就是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终于随第十次遣唐使团踏上了归国之途。不幸的是，由于中途遭遇风暴，他们的船漂到了安南（今越南北部）。在经历了无数艰险之后。阿倍仲麻吕辗转从安南回到长安，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和镇南都护，后改任安南节度使。公元770年终老于长安。
玄宗皇帝非常喜欢阿倍仲麻吕，晁衡这个名字，就是玄宗皇帝亲自给他起的，晁衡不仅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还是才华横溢的诗人，盛唐诗人李白、王维等都是他的好朋友。在晁衡启程归国之前，诗友们曾为他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大诗人王维举杯为他饯行（jiànxíng），并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的著名诗篇，表达了对这位日本朋友的深挚友情。晁衡海上遇险，不知去向，人们都说他已溺水而死。第二年，正在南北各地漫游的李白听到了这不幸的消息，在无限的悲痛中，写下了一首《哭晁卿衡》，以寄自己的哀思：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题中一个“哭”字，表现了诗人失去好友的巨大悲痛和两人间超越国籍的真挚感情。诗中的“蓬壶”，指的就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岛，这里泛指海外三神山，那是晁衡归国的必经之地。在李白跟中，晁衡是皎洁的明月，可现在，明月沉海，再也不能归来，作为友人，该有多少悲哀!看，连苍梧山上的白云都愁容满面，为晁卿志哀。
比入唐留学生人数更多的是来唐的学问僧，其人数大约是留学生的三倍半以上。他们入唐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佛法，因而，他们在唐的主要活动便是朝拜圣迹，寻访寺院，问师求法。同时，他们也参加寺院的各种佛事活动，抄写经卷，购买佛画、佛具等佛事器物。另外，他们有时也与中国文人交往，把一些儒家经书、文集带回日本。学问僧最主要的业绩，是把当时佛教的各主要宗派介绍到日本，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空海。
弘法大师空海（公元774～835年），自幼便随精通儒学的舅父学习汉文文章、史传和儒家经典，还曾入京城大学寮明经科学儒学，从而打下了儒学及汉语言的坚实基础。20岁前后撰写《三教指归》，明确表示皈依（guīyī，原指佛教的人教仪式，后来泛指虔诚地信奉佛教或参加其他宗教组织）佛教，其后便剃发为僧。公元801年，桓武天皇任命藤原葛野麻吕为第十六次遣唐大使，空海得以随之入唐。805年，他到长安青龙寺，拜当时著名的密教传人惠果和尚为师。惠果十分赏识空海，除了授法，还授予他“遍照金刚”灌顶名号，使其获得了密教正宗嫡传和向后代人传法的身份。当年12月，惠果圆寂（佛教用语，称僧尼死亡），弥留之际嘱咐空海速回日本，以传密教到东土。空海于是于第二年（公元806年）携带大量新译经。密教经典和其他典籍返回日本。10年后的8】6年，空海在今和歌山县高野山创建金刚峰寺，以为创立真言宗的根本道场。从此，他所创立的真言宗（以念诵真言为宗，故名）与最澄（公元767～822年）创立的天台宗（亦称法华宗，因实际创立者住《天台山而得名）并列，成为平安时代日本佛教的两大派别。密教还渗透到其他宗派，使得日本平安时代以后的佛教几乎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空海不仅是日本密教——真言宗的开创者，而且由于他精深的中国文化修养，其影响还及于其他文化领域。文学上，他所撰写的《文镜秘府论》，是日本第一部有关汉诗文的理论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力图通过对许多诗歌典籍的汇集评论，像镜子那样检查文体自身的面貌和本质特征，从而理出是非功过，供后人参考。该书把对偶与声律概括为诗学批评的准则，这在诗学理论史上是一种飞跃。有人认为，《文镜秘府论》可算是研究汉魏到隋唐这一历史阶段文学作品的一部修辞指南。空海所著《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最早的一部论述中国文字的辞书。空海还是当时日本著名的书法家，与嵯峨天皇、桔逸势并称“三圣”，为平安时代书法界的坛主，是把中国的书法艺术传给日本的第一人。
与空海来唐学习佛教相辉映的，是东去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佛教大师鉴真和尚。鉴真公元688年生于江苏扬州，俗姓淳于。鉴真的少年时代，正值大力提倡佛教的女皇武则天（公元624～705年）当政。他14岁出家，公元705年受菩萨戒，起法名“鉴真”。后游学洛阳、长安，开始研习以传持戒律为主的律宗。713年回扬州后，开始在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宣传戒律，授戒度人。近20年间，授戒弟子达4万多人，成为名满华中一带的“授戒大师”。公元732年，日本僧人兴福寺荣睿、大安寺普照，作为人唐学问僧，随第九次遣唐使一起来唐。由于当时日本佛教还未建立正规的受戒制度，“私度”以逃避课役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荣睿和普照除研修佛教外，还担负着聘请高僧赴日担任传戒师以建立受戒制度的使命。公元742年，荣睿和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访鉴真，恳请他“东游兴化”，鉴真慨然允诺。他率弟子从此开始了十年间六次东渡的艰辛历程。这中间，天灾人祸，颠沛流离，以致荣睿在端州寂化，鉴真双目失明。公元753年，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鉴真终于乘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团的船只抵达日本。不久，他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为圣武天皇等授戒。后来又建立了唐招提寺，作为教育和训练僧侣执行受戒制度的专门寺院。鉴真等营建的唐招提寺，是日本迄今最为典型的唐代建筑遗存。寺内的雕像，例如金堂中的卢舍那佛坐像等，与盛唐时期敦煌的彩塑及唐代龙门石刻的风格一脉相承，且影响了日本后来的雕塑艺术。鉴真赴日时，还带去了中国书法艺术家“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及其他书法家的真迹，促进了日本书法艺术的发展。
200多年间，通过十几次遣唐使团促成的中日两国间官员、工匠、留学生、学问僧等大批人员的往返，使唐文化得以在日本广泛传播。特别是日本在社会制度、政治机构等领域向唐学习，成为其学习大唐文化最核心、最本质的环节，因而也就决定了日本当时整个的社会面貌。在生产技术领域，在史学、文学、历法、文字、建筑、绘画、习俗、书法等各个方面，大唐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
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早在公元四五世纪，中国的儒家经典就已通过朝鲜半岛间接传人日本。如前所述，推古朝时，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已经反映出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据《日本书记》（日本编年体史书，叙述自神武天皇至持统天皇间的史事）的记载，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从其酝酿到发动，始终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大化革新的策划者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关于政变的计划，是在向南渊请安（随同遣隋使一起赴中国留学的汉人移民）学习“周孔之教”的过程中秘密议定的。后来，整个政变过程以及政变后的改革和律令制定，也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
日本古代的书面文学，从一开始产生就有两大系统，即和文文学和汉文文学。盛唐正是中国文学高度成熟与繁荣的时代，风气所及，日本人竞相学习中国诗文。当时，《诗经》、《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等中国文学著作已传人日本，并对当时日本人的诗作，包括汉诗文以及日本的和歌、歌谣，都产生了影响。现存最早的日本汉诗集《怀风藻》，编成于公元751年，收录了自近江朝持统天皇（公元687～696年在位）、文武天皇（公元697～707年在位）时起的64位诗人的120首诗作。一般为五言诗，模仿六朝、初唐的中国诗歌，内容以侍宴、从驾以及吟咏月、雪、梅、菊、酒的居多，不仅表现了儒家思想，有些还表现了佛教和道家思想。到平安时代，又出现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三本汉诗集，其中大多为五言、七言律诗、绝句；主要是受盛唐、中唐诗人的影响。
成书稍晚于《怀风藻》的日本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其文学价值显然要高于《怀风藻》。全书共20卷，收录诗歌4500余首。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万叶集》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学的烙（烙）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将近20位《怀风藻》集的汉诗作者，同时也是《万叶集》的歌人。
《隋书》（二十四史之一，唐魏征等撰）记日本“无文字，以刻木结绳记事”，说的是日本在借用汉字之前并无本国文字。公元三至五世纪，中国汉字逐渐传人日本。据日本史书记载，朝鲜百济王仁携带《论语》、《千字文》到日本。是汉字正式传人日本的标志。汉字传人后，日本朝廷的诏敕、国史、诗文等无不用汉字撰写。日本最古老的文章是公元478年倭王武写给中国南朝刘来顺帝的国书。词藻华美，行文流畅，汉文用得十分娴熟。汉文作为日本的官方文字，一直持续到近世。
由于汉文与日本语言脱节，使人感到有诸多不便，于是人们逐步用汉字的音来“‘写”日本语，出现了所谓的“万叶假名”（假名，意为假借之字，即相对于汉字的本字而言）。但毕竟汉字笔划繁多，难读难写，在使用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简易化倾向。长期演进的结果，到了平安时代天历年间（公元947～956年），已经形成了用汉字的草体改写成的“平假名”；到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又形成了取汉字的某一部分改写成的“片假名”。“平假名”、“片假名”的产生，标志着日本字母的出现，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自明。
中国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都城建设上。过去，因为日本的国家职能简单，往往是一代一迁，没有长期固定的都城。大化革新后建成的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具有督造户籍、征收赋役等一系列职能，国家机构渐趋庞大。在唐的影响下，日本开始正式营建永久性首都。第一个按长安的条坊制建立起来的都城是藤原京，以后又建立平城京，即今之奈良，为奈良时代都城。再后建的是平安京（即今之京都），为平安时代以及后代的首都，直到明治维新时迁都东京为止。它们共同的格局都是仿照唐代都城长安的，即宫殿和宫城在城的北部居中，南部是官衙及东市、西市，沿南北中轴线左右对称安排建筑，以棋盘形的条坊建造居民住宅和街道等。与中国唐都城不同的，只是上述这几个日本都城没有修建高大的城墙。在佛教建筑方面，过去主要是受北魏样式的影响；而这一时期的建筑，如东大寺三月堂和鉴真弟子营建的唐招提寺金堂，则都是十足的唐代风格。奈良时代的建筑式样，对后世的日本寺院建筑起了规范作用。
第三节 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以僧侣往来为主的中日文化交流
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正是中国的五代宋元时期，日本的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中日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发展很快。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后梁、后唐以及南方的吴越国，与日本的贸易交往已经相当频繁；到了宋代，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更为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商船在160余年间赴日次数达70次，平均两年一次，远远超过隋唐时期。南宋时期，也有不少日本商船来华贸易。元代，虽然发生了元军两度渡海征日的战争，但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却不曾中断。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了宋朝（北宋），接着，赵氏兄弟又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陆续平定了那些地方割据性质的军阀国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其时，在中国的北方，契丹族的辽国（公元916～1125年）并未被北宋征服，而与之对峙。北宋统治者在国内采取文治主义方针，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产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文化的发达。但在另一方面，北宋王朝又与北方各新兴民族之间不断争战，耗费了数额巨大的军费和防务费，造成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为了确保财源，朝廷不得不采取保护、鼓励对外贸易政策，致使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形成了与都市繁荣和工商业发展互为补充的局面。
许多北宋商人，比如朱仁聪、周文德、周文裔、郑仁德、孙忠、李允等，都曾乘商船多次往返于中日之间，成为当时广为人知的人物。宋朝商人运往日本的贸易物资，主要是棉、绫等丝织品和香料、药材等，其次便是陶瓷器、文具等；日本的输出品主要有砂金、水银、锦、绢、布、扇、刀剑等，大体上与前代相同。
日本自从公元894年决定停派遣唐使之后，采取限制与中国往来的政策，只允许少数僧侣来中国。这样，中国私人商船携带包括书籍在内的“唐物”赴日贸易和日僧访宋所进行的一些文化宗教活动，便成了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纽带。
从11世纪中叶起，日本豪商和庄园领主中开始有人向高丽方面派遣贸易船。从12世纪前半叶（南宋初期）开始，这一情况又有所发展，出现了日本商船直接开赴中国进行贸易的趋势。南宋方面指定靠近长江口的明州（宁波）为对日贸易港，日本商船便开始频繁驶人明州。利用商船出海而入宋的日本禅僧也日益增多。
进入镰仓时代（公元1181年日本源氏取代平氏，1193年源赖朝在镰仓开设幕府），日本对外贸易管理权由幕府继承。因为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对对外贸易采取比较放任的政策，允许自由贸易，所以日宋间贸易继平氏时代的繁荣期之后又有了很大发展。
宋钱从12世纪中期开始大量输入日本。中国的铜钱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流通于日本的。《东大寺文书》中记载，京都买田地以铜钱额标记价格。南宋孝宗（公元1162～1194年在位）时，日本和高丽的商船每年都要开往明州进行贸易，不光以物换物，更愿意以现钱交易。鉴于宋钱大量流人日本和高丽的情况，宋庆元（宋宁宗赵扩年号）五年（1199年），宋朝政府曾公布法令，严禁把铜钱带到日本和高丽去。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创立了蒙古帝国。公元1271年，世祖忽必烈（公元1215～1294年）作为中国王朝的继承者建立了元朝。在对外关系上，元世祖曾多次对邻近国家用兵。至元（元世祖年号）十一年（1274年）和十八年（1281年），便曾两次远征日本。这期间，即使因为征战造成两国关系恶化，但彼此间的贸易往来并没有中止。《元史·日本传》中就有日本商船来华贸易的记载。元朝统治者十分关注海外贸易收益，因此欢迎并优待民间贸易。
宋元时期，除了贸易往来，作为文化交流，中日两国间来往最多的还是僧侣。北宋时期，第一个因入宋而知名的僧人是奝然（diāorán）（公元938～1016年）。奝然本是日本东大寺和尚。他是与弟子成算、嘉因等一同搭乘吴越商人陈仁爽的船只人宋的。《宋史·日本传》中写道：“雍熙元年（984年）日本国僧蔚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宋太宗（赵匡义，公元976～997年在位）曾召见裔然，并赐之以紫衣。宋雍熙（宋太宗年号）二年（985年），奝然随浙江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船回裔。数年后，郑仁德返回时，奝然遗其弟子喜因奉表向太宗致谢，并献上不少当时日本的高级工艺品。表中多有对宋朝皇帝的颂扬及感恩之语，从中也可看出裔然对中国的深情及其精深的汉文造诣。
另一位日本高僧源信（公元942～1017年），从宗教无国界的信念出发，曾委托回国的宋商朱仁聪带回自己撰述的《往生要集》。《往生要集》后被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收存，其教义也受到人们推崇。源信的教义不仅在日本净土宗信仰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对宋代佛教界的影响也很大。
北宋时代，日本僧侣入京和回国都要搭乘宋人的商船，到了南宋，情况便与北宋不同。引人注目的是此时已有日本船开到中国或漂流到中国。南宋时代，佛教禅宗在江苏、浙江一带十分兴盛。南宋的士大夫乃至皇帝都愿与禅僧结交，以表示自己的儒雅高洁。这一时期，为修习禅宗而人宋的日本僧侣络绎不绝（luòyìbùjué）。
最早人宋的和尚是东大寺的重源（公元1121～1206年）。重源1167年来到中国，曾去朝拜天台山、育王寺等地，第二年9月与荣西一起回国。回国时，他带回宋版《大藏经》等许多经典以及净土五祖像、十六罗汉像和许多佛具、佛画，并把它们捐赠给了东大寺等寺院。
比重源晚一些入宋的另一位僧人是日本禅宗临济宗的开山祖荣西（公元1141～1215年）。荣西在中国遇到重源，二人同去天台山、育王寺朝拜、修行，并于1168年9月携带天台宗经典60卷回国。荣西还带回茶种，回国后，在传布临济宗的同时，极力向日本传播饮茶风习。荣西于1187年再次人宋，到天台山万年寺学禅。荣西在宋滞留了5年，于1191年回国。回国后，他先在九州普及禅宗，又于1195年在博多营造圣福寺。后下镰仓，住寿福寺，在镰仓武士中发展信徒，并于1202年在京都营造建仁寺，致力于禅宗的普及。
荣西的门人明全（公元1184～1225年）在荣西死后继续主持建仁寺。1223年，明全偕道元等人入宋，住天童山修习曹洞宗，两年后在天童山圆寂。明全死后，道元（公元1200～1253年）继承曹洞宗的正统，师从天重山住持如净，严格修行坐禅。1227年秋，道元辞别如净，携明全遗骨回国。据说在临别时，如净禅师告诫他：不住城邑（yì，城市），不近国王大臣，即使一人或半人也要教化。道元归国后，于1233年在京都山城开兴圣寺。1244年，道元又营造永平寺，全身心致力于弟子的培养，成了日本曹洞宗鼻祖。
荣西的法孙圆尔辨圆（公元1203～1280年）1235年入宋，历访育王寺、天重山、径山（杭州府）诸寺，在径山万寿寺学禅。1214年归国后在博多开崇福寺、承天寺，在京都东南营造东福寺，专事弘布禅宗，成为临济宗东福寺派鼻祖。1280年死后被花园天皇赐“圣一国师”号。圆尔辨圆门下的僧侣大多相继入宋。其弟子无关普门（公元1212一1291年）1251年来到中国，在宋修行达10年之久。归国后居住东福寺，受“大明国师”称号。
南宋时期，与日本僧侣相继人宋学禅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僧侣东渡日本。兰溪道隆（大觉禅师，公元1213～1278年）是第一个把大陆禅宗正式传到日本的中国禅僧。他听说日本的禅宗逐渐兴盛，便于1246年和他的弟子们一同抵达日本，人京都泉涌寺来迎院，传布禅宗。后在该院院主智镜帮助下移居镰仓寿福寺。
这时正值镰仓时代中期，掌权的北条时赖愿意接纳新兴的禅宗，企图使镰仓既为政治中心，也为宗教中心，以便掌握宗教的实权。北条时赖以道隆赴日为良机，支持道隆于1253年在镰仓创建建长寺，道隆因此成了该寺的开山祖师。建长寺是模仿杭州径山禅寺的式样修建的，象征着镰仓禅宗的质的转换。时赖又于1255年招募禅徒，铸造巨钟，由道隆撰写钟铭，署名“建长禅寺住持宋沙门道隆”，据说这是日本有“禅寺”之名的开端。
元代，因为元军征日，在一段时间内，中日间的僧侣往来中断。直至中国僧人一山一宁（公元1247～1317年）去日之后，受其感化影响，来中国的日本僧人才逐渐增多。一山一宁是普陀山的高僧，1299年（元大德三年）受任元成宗（铁穆耳，公元1294～1307年在位）的外交使节，持国书赴日，最初被幕府疑为间谍，禁锢在伊豆修禅寺，后因其高德被赦免。一山一宁长期居住在日本，曾住过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净智寺、京都的南禅寺等处。其博学多才受到日本上下各阶层人士的尊重和仰慕。一山一宁对日本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1305年以后，日本僧人人元者骤增。据说1305年一山一宁的弟子龙山德见人元时，有17人同行；t342年赴日僧竺仙梵仙的弟子人元时，也有25人相随；1344年日本僧大拙祖能人元时，有数十人组团同行。此外，单独人元的僧人也有很多。人元日本僧人中，有不少在中国旅居达lO年甚至20年之久，被中国禅寺迎为住持的也不鲜见。
与日本僧人人元相对应，中国的禅僧也相继赴日。其中最负盛名的如清拙正澄（公元1274～1339年）、明极楚俊（公元1262～1336年）、竺仙梵仙（公元1292～1348年）等，都是元朝第一流的高僧。他们抵日后，担任京都、镰仓禅寺的住持，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尊重与信赖。尤其是清拙正澄，将中国禅林的各种规式移植到日本，对完善日本禅林规则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节 近代——向日本学习为主的中日文化交流
中国学术界目前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一般把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划为近代。这个时期包括了中国清朝晚期和民国初年，而在日本历史上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江户时代末年、明治时代和大正初年。这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内容同样是丰富多彩的，比起古代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此时文化交流的流向，已从古代日本师从中国为主转为中国向日本学习（当然也通过日本学习西方）为主，交流的内容更为广泛，交流的方式更为多样。
这个时期，中国和日本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冲击，被迫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发生在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给了日本政治思想界以震动和警示，推动了日本的“开国”和维新思想的形成。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日本也于1854年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与之订立了《日美亲善条约》，开始了殖民地化的危机。所不同的是，日本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走上了民族独立和资本主义化的道路。1871年，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把中日关系推上了以条约为基础的新阶段。中日两国互设公使馆、领事馆，互派外交官长驻，为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这时起，日本执行的是追随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并向中、朝等东方国家一步步扩张的路线。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清廷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中国人在感到了耻辱的同时，也在逐步觉醒并开始学习、研究日本。1898年中国的戊戌维新（史称“戊戌变法”）就是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进行的。二十世纪初，更出现了赴日留学与考察的热潮。大批留日学生通过他们的各种活动，推动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开展；回国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成了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改革的重要骨干，成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生力军。
鸦片战争战败之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总结教训，提出救国方案。一批介绍世界历史地理和鸦片战争情况的书籍相继出版，这些书籍又通过中国商船传人日本。1842年，思想家魏源写的《海国图志》一书，向国人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情况，揭露西方殖民者的侵略野心，同时主张学习西方长处，加强武器装备，以御外侮。《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被日本人誉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仅1854年至1856年三年之间，日本出版《海国图志》选本的翻刻本、训点本和日译本竟达21种之多。其他传人日本受到重视并被翻刻的书籍，还有魏源的《圣武记》，徐继畲（shě）的《瀛环志略》、《夷匪犯境闻见录》《乍浦集咏》等。日本民间作家还根据这些书籍和中国商人提供的“风说书”，创作了一批描写中国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军谈小说，如《海外新话》、《海外余谈》、《清英近世谈》、《云南新话》、《外邦天平记》和《清明军谈》等等。
近代早期，尽管中日之间仍有民间贸易往来，尽管中国商船依旧开往长崎，但中日人士之间却少有直接的交往。因此，1854年随美国培理舰队赴日的广东文人罗森，当之无愧地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
罗森，字向乔，广东南海人。1854年，罗森应美国友人之邀担任了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海军准将率领的远征舰队的汉文翻译。1月17日，培理舰队从香港出发，开始了第二次的日本之行。罗森的工作是：协助舰队同日本交涉，通过汉文与日本代表、官员笔谈，翻译双方文件（有关条约、文件均有汉文本）。此外，罗森在日本还进行了很多文化交流活动。
回到香港后，罗森把自己赴日期间所写的《日本日记》交给香港英华书院主办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分三期（1854年11月号、1854年12月号和1855年1月号）发表。在《日本日记》中，罗森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琉球、横滨、下田、箱馆等地的山水、人情、风俗、物产。他赞扬日本的社会治安，对日本的取士制度表示赞赏，对日本社会和人民也多有溢美之词。《日本日记》还记录了罗森在访日期间进行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成了研究近代初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
日本开国以后，从幕府官员到各藩的有识之士，都认为有必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与中国建立外交、贸易关系，并主张应先对中国的海港和对外贸易等情况作一些实地调查。于是1862年3月，幕府花了34000银元在长崎购买了一艘名叫阿米斯得号（Artmistic）的英国商船，改名千岁丸，并决定派此船赴中国上海进行考察和贸易。因为日本各藩也迫切地要求了解中国，所以幕府同意某些藩派出若干名藩士以官吏随员身份同行。这些藩士中，高杉晋作、中牟田仓之助、五代才助等，后来都成了日本政界、军界、财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千岁丸于1862年6月7日从长崎出发，6月13日便驶进了黄浦江，停泊在上海港码头。这是自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船航行中国200多年来，日本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的第一艘日本船。因此，千岁丸的上海之行，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大事。
在上海，幕府官员们与当地道台（官名）及各国驻沪领事会谈应酬，千岁丸的其他成员，包括随行的藩士、商人、仆从、水手们，便经常自由地在上海城内散步、参观、购物、买书，并随意与中国平民交往、笔谈或互相拜访。尤其是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藩士们，更是充分利用探访上海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接触中国各方面人士深入调查中国社会情况。他们虽然不会说中国话。却会写汉字和汉诗，因此。他们也常与中国文人往来，交流思想，互赠诗篇，如高杉晋作便曾在归国前赠中国友人陈汝钦一首诗和一方古砚，以表惜别之情。诗中写道：‘“孤生千里归乡后，每遇患难又思君。”陈汝钦也十分珍视与高杉晋作的友情，当即题词致谢。
搜购中国图书也是藩士们的重要任务，他们在上海各大小书店、书摊，大量收购有关中国地理、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以及汉译西书，尤其注重中国地方志、地图和太平天国资料的收集。有的书买不到，他们就设法借来抄写。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中经常有“至马路外书坊，得书籍归”之类的买书记载；中牟田仓之助的日记中也记载有他曾从上海的英国人那里借出关于太平天国的书籍4册，连续几天在旅馆内“终日抄写”。
参加千岁丸上海之行的日本藩士，大多是各藩选拔出来的优秀的青年下级武士。他们富有朝气，善于思考，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又怀有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把这次访华看成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通过实地考察中国社会，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以探索日本前途的好机会。对于各藩藩主交给的调查研究任务，藩士们也有很强的责任感。藩士们详细记录了这次上海之行的亲身经历和调查成果，回国后，许多人都写下了一种或数种日记或笔记，为后人研究这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留下了重要资料。
1868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日本维新势力推翻了德’111幕府统治，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并开始实行一系列维新改革措施。1871年，中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订立了通商条约，不久又互设了公使馆，从而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晚清时代中国驻日使团的成员，大多是文人学者，他们与日本人士广泛交往，或笔谈交流，或雅宴酬唱，留下了许多动人佳话。
以何如璋（公元1838～1891年）为首的第一届中国驻日使团，原定1877年春天启程，但因日本发生西南战争而延误到冬天。1877年11月27日，何如璋率使团成员十余人，并带跟役26名，乘海安号军舰从上海出发赴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派出外交使团长驻日本，是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何如璋用日记详细记录了使团从离开北京到抵达东京的全部经过，称之《使东述略》；同时还写有七言绝句67首，称为《使东杂咏》。日记与诗歌互相参看，真实而生动。
这一届中国驻日使团成员中，还有一位诗人政治家，他就是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这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东海公，广东梅州人。刚到日本，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调查研究，并准备撰写一部日本通志。他认为这既是一个外交官的责任，也是加强中日友好和开展对日外交的需要。他对当时中国对日本研究的状况很不满意，决心提供日本真实详细的情况，以改变中国人对日本的模糊和错误认识。黄遵宪到日本时，已是明治维新9年之后，他亲眼看到了日本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决定重点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及其利弊得失。他的以介绍日本制度为主的著作《日本国志》，大力宣传明治维新，其目的就是要为中国人提供借鉴，以推动中国变法自强。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写作，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先是广泛收集资料，接着便于1879年动手起草。编写中遇到了资料、翻译、校刊等重重困难，有时甚至使他“搁笔仰屋，时欲中辍”，但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1882年，初稿刚刚完成，他便奉命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885年，黄遵宪请假回国，又闭门埋头著述了两年，终于在1887年夏天写完了全书。他把书稿抄成四份，除自存一份外，其余三份分送总理衙门、李鸿章和张之洞（公元1837～1909年，清末洋务派首领）。1895年，《日本国志》正式出版。
《日本国志》是一部40卷50万字的巨著，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卷首的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12种，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同时，该书也从各方面阐述了应学习西方、效法日本、在中国实行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黄遵宪摒弃（bǐngqì）了以往中国文人写史书时那种以“天国上朝”自居的妄自尊大，而是采取实事求是、尊重日本民族、两国平等相待的态度进行写作。在《日本国志》“邻交志”和“学术志”中，他追溯并叙述了中日关系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状，强调“艺术以相摩而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得以尽地利而夺人巧”，极力提倡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
黄遵宪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驻日期间，他考察日本的历史地理，研究日本的维新制度，游览日本的名山大111熟悉日本的民俗风习，了解日本的工艺物产，陆续创作了100多首“杂事诗”。这些诗都是七言绝句，短小而精悍；每首诗后还附有长短不等的自注，以解释或补充诗意之不足。有人把他的诗作视为《日本国志》的诗歌版。1879年，总理衙门以同文馆聚珍版刊行了《日本杂事诗》的初刻本。共收诗154首。次年，香港出版了循环日报社铅印本；1890年黄遵宪在伦敦中国驻英公使馆任参赞期间，又把它增订为200首的本子，1898年由长沙富文堂刊印。
《日本杂事诗》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写日本历史、地理、政治、文学，下卷则着重写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等，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诗集中的第一首概括了日本的历史和地理：
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
纵横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
富士山是日本的第一高峰，也是日本国的标志和象征。诗集中专有一首诗描写富土山：
拔地摩天独立高，蓬峰涌出海东涛。
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积未消。
还有一首诗描写日本人观赏樱花的景象，也十分生动：
朝曦看到夕阳斜，流水游龙斗宝车。
宴罢红云歌绛雪，东皇第一爱樱花。
这一时期，除了驻日访日的官员外，一些没有官职的中国文人、学者也应邀东渡扶桑，漫游瀛岛。这些民间的文化使者，同样为中日文化交流贡献了力量。这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当推王韬和王治本。
王韬，字紫诠，江苏长州人。1867年，王韬应牛津大学教授理雅各之邀赴英，帮助他译完《诗经》、《左传》、《易经》等中国儒家经典；其间，还曾在牛津大学讲演孑L子学说，介绍中国文化。1871年欧洲发生了普法战争，战争结束不久，王韬就编撰了《普法战纪》14卷，详细叙述了战争爆发的原因和经过，并预测了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发展。
《普法战纪》很快就在日本翻刻流行，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文人学者也因此知道了王韬之名。应日本学者之邀，1879年，王韬乘舟东渡，踏上了日本国土。王韬在日本游历了4个月，计128天，所到之处，受到了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写下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动人篇章。在其所撰《扶桑游记》中，提到的日本友人的名字不下百人，并对其中的许多人作了介绍性评论。
王治本（公元1835～1907年），浙江慈溪人，通晓诗文，擅长书法。1877年应日本汉学家广部清之邀赴日本。在东京，王治本除教授汉文外，还为汉文报刊撰稿，并参加一个名叫闻香社的诗社，经常与日本的汉学家和汉诗人交游唱和。后来他被源桂阁聘为家庭教师，两入朝夕相处，切磋诗文，源桂阁的诗稿，大多经过他的评点、修改甚至代笔。两人还经常进行笔谈，仅1880年至1881年间留存的笔谈记录，就达17卷之多。
王治本在源桂阁家住了16个月。1882年源桂阁因病去世，王治本便从这一年开始在日本各地漫游，他的足迹、墨迹几乎遍及日本全国。其旅行路线之长、所到地方之多、结交朋友之众、所留墨迹之丰，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少见的。1907年，王治本逝世于长崎。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官员、文人、学者也不断到中国访问、游览。与游历日本的中国文人、学者一样，他们也用自己的笔，记下了他们漫游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中间，最有名气的人物是竹添进一郎和冈干仞。
竹添进一郎又名光鸿，字渐卿，九州肥后天草郡人，是当时日本著名汉学家。因有奇才，被中国文人誉为“人中之龙文中虎”。1875年，竹添进一郎随森有礼公使来华。第二年，他便作了一次深人中国内地的长途旅行，过黄河，游洛阳，到西安；然后赴成都，至重庆，再从重庆乘船东下，出三峡，经武汉，抵南京，历时111天，行程上千公里。据他自己的记述，全程十分之二搭车，十分之三坐轿，其余半程则乘船。旅途中，他写日记，吟诗作文，结集为《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共3册，1879年由日本奎文堂刊行，传诵一时。他的作品文笔流畅，文字优美，读了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竹添进一郎后来担任过日本驻天津领事和驻朝鲜公使，退官后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冈千仞，字振衣，号鹿门，生于1834年，原为仙台藩士，精通汉学与西学。明治维新后曾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干事（馆长）等职。后因对藩阀专制不满而辞官办塾，以教导学生和著述、吟咏自娱。其前后共有弟子3000人，著述达300余卷。1884年6月，同千仞乘船到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一年的观光游览。其间他会见过中国官员、文人、名流近200人，“有所闻见，必手记”。冈千仞的日记总题为《观光纪游》，其中包括《航沪日记》、《苏杭日记》。《沪上日记》《以燕京日记》、《沪上再记》《粤南日记》等6卷，约6万字。
《观光纪游》中对晚清社会的弊病尤其是鸦片与科举八股对人民的毒害，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冈千仞一针见血地指出：“目下中土非一扫烟毒与六经毒则不可为也!”而六经之毒主要在于中国知识分子“拘泥末义，墨守陈言，不复知西人研究实学发明实理，非烂熟六经所能悉”。他向挚友王韬提出：“一扫烟毒与六经，振起中土元气。”王韬不仅深表赞同，而且补充说还应加上一个贪毒，即贪污受贿。冈千仞认为，中国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耗有用精神于无用八股。黄口入学，自首无成”，实际上是一种愚民之术。《观光纪游》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角度观察晚清中国社会，痛陈时弊，由此也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一些问题认识上的差异。这部书帮助日本人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感情交流。
20世纪初，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赴日本留学，从而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各地，深人到日本民间，向日本汲取新知。他们求学、结社、集会、翻译出版各种书刊，中日文化交流因此以多种方式广泛开展；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日本教习受聘来华，从事办学教学活动，从而为日中文化教育交流做出了贡献。师法日本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文化，是近代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留学生往往起着桥梁和骨干作用。“留日热”的出现，最根本的动力，乃是处在严重民族危机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中国留学生在自己编的《留学生鉴》（一种手册）中阐明了自己留日救亡的动机：“吾人不远千里，乘长风，破巨浪，离家去国，易苦以甘，津津然来留学于日本者，果何为也哉?留学者数千人，问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振也，学问之不修也，社会之腐败也，土地之日狭也，强邻之日薄也，吾之所大惧也。吾宁牺牲目前之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远无暨（jì）之幸福，此则吾之所大愿也。”1903年，留日学生所办刊物《游学译编》发表致祖国父老兄弟的公开信，也大声疾呼：“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
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之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亡命日本。1900年后才常（公元1867～1900年，清末维新派人物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又有一批反清志士流亡日本。20世纪初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亦曾因发动武装起义受到清政府通缉而到日本避难。这些“亡命客”周围常有留日学生相从，有的青年学生甚至为了追随他们而赴日本留学。当时，日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国外进行宣传和活动的主要基地，同时也成了20世纪初中国各种新思潮的发源地。
当然，清政府提倡、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政府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和日本朝野对中国留学生所表示出来的欢迎态度，更是出现留日热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留日热潮的兴起，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那就是留学日本比起留学欧美，具有更为便利的条件，如地理位置接近，来往方便；文字习俗相似，易于适应等等。早期留日学生章宗祥在《日本游学指南》一书中作过这样的说明：“以言路程，则远者十日，近者五日可达。以言费用。则多者二百多，少者百余金已足。以言学校，则政农工商武备技艺等，无一不备。故欲游学外国，为吾国求未开之学问，其便益当无有出于日本之右者矣。”
据统计，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数为573人；1903年，驻日公使兼留学生监督杨枢向清政府报告：“现查得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学文科者一千一百余人，学武科者二百余人。”1904年的留日人数是2406人：1905年至1906年，留学日本达到高潮，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8000多人。
在异国他乡的日本，中国留学生因为人地生疏，遇到的困难自然很多，但他们却得到了不少日本教育家的热情关怀和耐心指导，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真挚的师生情谊。
由高楠顺次郎创办于1898年的日华学堂，是最早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学校之一。日华学堂的堂监（即教务主任）宝阁善教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写下了他看到中国留日学生入校后穿起新制服时的那种喜悦心情。宝阁还经常与中国留学生交谈，“鼓励他们立定决心，学业未成，誓死不归”。中国学生非常钦服宝阁善教，各个“勤奋向学”，以不负他和老师们的鼓励与期待。
日本教师认真、严谨的教学态度也使中国留学生受到感染。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期问，受到了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的亲切教导。藤野严九郎1874年生于福井县，1896年在爱知医学校毕业，1901年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任教，主要担任解剖学课程。1904年，周树人（鲁迅原名）到仙台医专时，藤野先生刚刚升为教授，还担任周树人所在的一年级副级长。对自己班上惟一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藤野非常关心。对其与同学之交往、公寓生活之安排、学习方法、日语运用甚至笔记的写法，都经常给予具体的指导。
1906年鲁迅离开仙台之前，藤野严九郎特地请他到家里，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背面题上“惜别”二字。鲁迅1909年回国后，始终珍藏着藤野先生的照片，而且把它挂在自己书桌对面的墙上。在1926年所写《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这样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藤野先生的一片深情。
鲁迅晚年给日本朋友写信时，曾多次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可是一直杳无音信。而藤野先生也一直惦念着鲁迅，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后，他才知道了自己学生的消息。他在《谨忆周树人君》中写道：“我对周君的一点帮助，他就那么感动，把我写在书里，称我为恩师，把我的照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至死还想知道我的消息。那时我要是知道鲁迅即周树人，是位有名的大文豪，我给他去封信，他该多么高兴啊!”
另一位为教育中国留日学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日本教育家是松本龟次郎。1903年，松本龟次郎应嘉纳治五郎之邀，到弘文学院教中国留学生日语课。1907年，他应聘到北京京师法政学堂担任日本教习，1911年回国。1912年，松本创办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专门从事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工作。他40年如一日，全身心地献身于中国留学生的教育事业，直至1945年逝世。在各个时期受过他直接教诲的中国学生数以千计，其中就包括鲁迅、秋瑾、蔡锷（公元1882～1916年，中国近代军事家）、周恩来等人。松本龟次郎还编写了许多种供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用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很受留日学生欢迎。如最早的一本《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自1904年初版发行，至1942年，竟重版40余次；另一部1919年出版的《日本口语文法教科书》，后来也重版了20多次。
在大批中国学生东渡留学的同时，不少日本教师西行来华，或直接开设学堂，或受聘于中国学校，这样的人一般称之为“日本教习”。
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最初一批学校，有1898年福州的东文学社、1899年泉州的彰化学堂和天津的东文学堂、1900年厦门的东亚书院和南京的同文书院、1901年北京的东文学社等。北京的东文学社是日本教习中岛裁之创办的。中岛裁之1869年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1891年大学毕业，后考上日本外务省的留华生。1901年，中岛裁之在吴汝纶（公元1840～1903年，清末散文家）、李鸿章的支持和慈善会总董刘铁云（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公元1857～1909年、近代著名小说家）的资助下，开设日语学堂，以北京城外锡金会馆为校舍，他自任总教习，定名东文学社。自1901年至1906年，先后在北京东文学社人学的中国学生共有1700多人，在这里教过书的日本教习也有50多人。
更多的日本教习直接受聘于中国学校，除日本语外，他们还开设物理、化学、数学乃至军事、法政、体操、音乐等多种课程。20世纪初来华的日本教习人数，据日本外务省统计，1903年为99名，1904年163名，1905年至1906年500至600名，1907年至1908年500名，1909年424名，1912年63名，1913年84名。日本教习执教的学校，几乎遍布整个中国；当时中国的各级学模，上至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下至最低的幼稚园里都能见到日本教习的身影。
20世纪初大批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如当时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就先后有20多位日本教习工作过，其中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字之吉任教时间竟达7年之久。服部字之吉是日本福岛县人，189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在文部省任职，后相继留学中国和德国。1902年，他受聘于京师大学堂，讲授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课程。此外，他还担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总教习，帮助制订了师范馆章程，参与了实验室、宿舍、图书仪器等方面的建设。为了表彰服部宇之吉的贡献，1907年，京师大学堂总监奏请清廷，破例赏给他二等第二宝星。获得二等第二宝星殊荣的，还有京师大学堂法政学堂总教习严谷孙藏和教习冈田朝太郎。
在清末中国地方的教育改革中，一些日本教习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突出的当数江苏师范学堂总教习藤田丰八。藤田丰八生于日本德岛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来华后，他担任了中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的编辑顾问，其间翻译介绍了许多日本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改革的经验措施、教育法规条例和日本的教育学著作，为清末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极好的借鉴。1904年，藤田丰人受聘出任江苏学务处教育顾问，参与了江苏教育改革方案和各种学校规程制度的制定工作。同年出任江苏师范学堂总教习。为了实现自己的设想，他特聘来一批日本教习来校任教，并按照日本师范学校的模式进行教学和管理。《教育世界》杂志曾载文赞扬藤田丰八“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当时江苏省的教育焕然一新，走在了华中地区的前列。
还有一些日本教习为中国女子教育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贡献了力量，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毓正女学堂总教习河原操子。河原操子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2年，经友人介绍来到中国。任教于上海务本女学堂。由于她教学有方，很快便博得了校方和学生们的好评。1903年，内蒙古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赴日本游览考察，见到了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受其影响，决定开办一所蒙古族女子学校。下田歌子便推荐河原操子前往喀喇沁协助筹建女校。1903年12月，蒙古族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在喀喇沁王府成立，命名为毓正女学堂。由郡王夫人任校长，河原操子为总教习，招收蒙古族女学生入学。在河原操子主持下，毓正女学堂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都以日本女子学校为样板。学堂共设13门课程，其中日语、算术、体育、音乐、图画、家政、编织等7门课程都由河原操子一个人承担。毓正女学堂每年都要举办游园会，邀请学生家长和当地居民前来观看学生的歌舞表演，参观学生的作业和手工制作等，因而扩大了该校在内蒙古地区的影响，推动了蒙古族女子教育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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