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敢 | 20 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979-2000）[2]

（二)学术成果

1、成书年代

《金瓶梅》研究有一些迄无结论、悬而难决的焦点问题，成书年代即为其中之一。主要有「嘉靖说」「万历说」两种意见。

明人首倡「嘉靖说」。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传言于前，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廿公〈金瓶梅跋〉等呼应于后，终明一代，无有二议。

清人多从「嘉靖说」，据吴晗统计，竟有「二说十二类」之多。直到近人蒋瑞藻《小说考证》还认定不疑。

1947年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通过对小说中清唱的清理，推论「《金瓶梅词话》跋称此书是『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此说大约是可信的」。

1962年龙传仕《金瓶梅创作时代考索》更明确地对「万历说」提出挑战，1979年朱星重申「嘉靖说」，周钧韬、日下翠、刘辉、卜键、陈诏、郑培凯、李忠明、王尧、盛鸿郎、杨国玉等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