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清末启蒙与救亡的语境中，唱歌因被视作改造国民品质的有效方式而被纳入学堂科目。作为清末新式教育的先行者，金天羽是学堂乐歌编选潮流中的重要一员。金编唱歌集目前可见《国民唱歌》第二集和《新中国唱歌集》初编、二编、三编。在唱歌集编选及创作实践中，金天羽以自身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的多重身份，表达了以民族主义和尚武精神为主题的革命思想、以培育男女平权之新国民为目标的教育思想和诗界维新之文学思想。金氏1903年完成的《女界钟》是《新中国唱歌集》男女平权类乐歌的一个思想底本。1903年《浙江潮》刊载的《中国音乐改良说》实为金氏编选唱歌集的理论指南。借助音乐教育，由“新人”而“新中国”，则是他最为深沉的理想追求。
关键词：金天羽;学堂乐歌;《国民唱歌》;《新中国唱歌集》;新式教育
清末学堂乐歌是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而出现的。20世纪初，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阙者。”①梁启超把乐歌视为改造国民品质的“精神教育之一要件”②，并通过品评乐歌作品、表彰乐学研究者、亲自创作歌词等方式，为清末乐歌发展提供助力。1904年初，沈心工、曾志忞分别出版《学校唱歌集·初集》和《教育唱歌集》，拉开了清末唱歌集编选的序幕。此后，在辛汉、李叔同、叶中泠、胡君复等人的热情参与下，各类唱歌集编选如雨后春笋，中国音乐乃至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加快了脚步。
在清末唱歌集编选潮流中，江苏吴江人金天羽（1873—1947）是重要一员。夏晓虹在《同里：曾经有过的荣光》一文中说：“他也经常自己谱曲填词，编辑印行的学校歌本就有《军魂集》《娘子军》《国民唱歌》两集与《新中国唱歌集》二编。”③将近120年过去，金天羽编选的《军魂集》《娘子军》和《国民唱歌》第一集，今日已不可见。本文之前，学界已发现《国民唱歌》第二集和《新中国唱歌集》初编、二编。④近日，笔者同时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数据库、“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找到了《新中国唱歌集》第三编（以下称《三编》）。《三编》正文凡48页，共收乐歌21题（调）34首，每调均配有简谱，并标明曲作者。版权页信息显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编辑者：吴江金一。校阅者：常熟初我⑤。发行所：宏文馆①。据金本中先生忆述，《新中国唱歌集》在清末原计划出四编，因故只出版了三编。②由此看来，《三编》的发现，使金编《新中国唱歌集》得以呈现全貌。③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金天羽因诗文而扬名。钱仲联先生评价他是“‘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称誉其诗“达到了他的时代中的江苏诗歌的顶峰”。④诗文之外，金天羽创作了谴责小说《孽海花》前六回;以“爱自由者金一”之名发表著名女权论著《女界钟》;撰《哀邹容》悼祭因“苏报案”病死狱中的革命志士邹容。从这几点来看，文学家之外，金天羽可称是清末重要的革命家、思想家。而本文想要接着说的是，金天羽还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教育家，他在清末创立同里自治学社、同里明华女校，开创了当地新式教育的先河，培养过柳亚子、费孝通等日后的大师名流。
金天羽的多重身份在其思想中获得了高度统一，《国民唱歌》《新中国唱歌集》的编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唱歌集是乐歌教材，同时也是金天羽革命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的集中展示。在清末风雨飘摇的艰危局势中，金天羽没有做一个“袖手人”，而是挺身而出做一个“呐喊者”。金编唱歌集因此不只是时代的留声机，更是一只叫旦之鸡。金天羽对清廷的悲观失望，对中国未来的期盼、想象，及其立志请缨杀敌奋不顾身的勇气，都一一表明在唱歌集中。可以说，存世的《国民唱歌》第二集和三编《新中国唱歌集》，在音乐文献之外，还是金天羽留给后人的一部心史，值得研究者细细体味。由于《国民唱歌》中的多数乐歌同时编选在了《新中国唱歌集》中，因此，本文就以三编《新中国唱歌集》为中心，感知金天羽蕴含在唱歌集中的思想，体会波谲云诡的历史现场中，一位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心曲与理想。
一、革命思想：以民族主义与尚武精神为主题
在救亡与启蒙的时代语境中，作为音乐教本的《新中国唱歌集》在完成其教育任务的同时，还肩负着政治使命。而作为一个革命家，金天羽也不能忘怀他的革命理想。《新中国唱歌集》所咏唱的内容，是编选者革命思想的音乐化表达，民族主义是其最大的主题，由此分化出复汉与排满两种思路。民族崛起是直接诉求，尚武精神则被视为起衰振颓的良方。
其一，对汉民族辉煌历史的述说与怀念。对现实局势的不满，往往会激发起个人对辉煌过往的怀念。金天羽生活的清末，时局艰危。满清政府的统治使金天羽悲观失望，他自然怀念起“大汉天声隆”的历史。《新中国唱歌集》中记述汉族功业的乐歌以《历史歌》和《大汉纪念歌》为代表。《历史歌》一共十首，从汉民族昆仑发迹写到元朝入主中原;《大汉纪念歌》一共十四首，从黄帝大战蚩尤写到朱元璋反元，与《历史歌》在写法与思路上遵循同样的逻辑。《大汉纪念歌》最后一首《排元虏》末句曰：“胡无人兮汉道昌，中原父老再见旧冠裳。”⑤借古喻今，排满立场鲜明，读者不难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对大汉声威远震历史的怀念，是与鸦片战争以来割地赔款的残酷现实相联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唱歌集》对中国大好河山的歌咏便有了讽喻与自警的双重意味。这类题材的乐歌不少，直抒胸臆的如《长城》，其二曰：“二千年前呀，中国强，外国不敢跨过长城长，可惜时势换，如今弗见秦始皇。”①吊古讽今的如王引才《扬子江》十三首;直指现实的如杨度《黄河》，歌中有句曰：“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还。”②表达出收复被俄国侵占之西北土地的决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地理》③，这首乐歌以阔大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地理图。歌词中“人口四亿冠全球，东亚帝国真无二”的措辞，虽然难掩一股国民自豪感，但前句“英领一地香港是，贸易曾闻海客谈”，又不免使这种自豪点染上失落的色彩。在这种认知基础上看金天羽创作的《国旗》，或许会有更为深切的感受。《国旗》其一曰：“二千年前，日出东方，海尽西方，威稜四抗，九夷八蛮皆来王。国旗照耀，民族精神尔许强。”④其四曰：“西穷乌拉，北极冰海，东太平洋，皆我国旗所到地，临风飘扬。”⑤从西到东、皆我国旗所到的想象，是对现实所未达之地的心理弥补。当理想照进现实，金天羽在失落中重拾民族自信。过去、现在、未来，在《国旗》中交织呈现，“国旗”成了中国征服全球的伟大象征，而这不过是中国二千年前“威稜四抗”的复现。
其二，痛清廷战败与民族耻辱，进而产生革命排满思想。《国民唱歌》第二集有金一增改的《国民大记念》十四首，分别是：《鸦片战》《圆明园》《东海滨》《丰大业》《甲申战》《黄海战》《海军港》《曲阜县》《檀香山》《义和团》《黑龙江》《人类馆》《东三省》《南非洲》。这十四首乐歌连成一组，历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的屈辱和抗争。除了对战事的记述，其中一首《人类馆》尤其值得提起，因为它对清末国人心灵的刺痛丝毫不亚于一场战争。《人类馆》歌词如下：
吸烟缠足华人种，泱泱大国风。岛夷腾笑弄，铁栅围场戏玩供。瘾来沉醉阿芙蓉，双鞋瘦似弓。鬼奴队里，艺妓丛中，居然顾盼雄。闽产台湾共，列馆终难一席容。有觍面目，无计盲聋，国民感愤同。⑥
吸烟、缠足，被当作华人的特征;岛夷腾笑，铁栅围场，是说来自日本的笑侮。《人类馆》记述的是一个屈辱的人种歧视事件，该事件发生在日本1903年在大阪举办的内国劝业博览会上。这次博览会设有一个紧挨动物园的人类馆，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原住民、琉球群岛的居民以及朝鲜人、印度人、爪哇人和非洲人，被计划在人类馆展出。消息传出后，在旅居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商人团体中间引起大哗，并遭到中国外交官员的强烈抗议，且影响及于国内。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率先发声，《湖北学生界》发表《呜呼支那，呜呼支那人》以示愤慨。国内的《大公报》首先作了相关报道，《中外日报》紧随其后。在众声抗议之下，大阪博览会虽然撤销了人类馆展览中国人的计划，但还是展览出一个台湾亭。“这一景象不免让中国游客勾起国土丧失之痛。更让中国游客难堪的是，人类馆内有一名穿中式服装的缠足妇人招呼游客。”⑦人类馆中，与中国一起展出的印度和琉球都已亡国，这不免让国人联想起昔日泱泱大国的今日惨遇。这就是《人类馆》的内容与背景。
按照人类馆的逻辑，中国处在文明的最低端，几与野蛮无异，歌词中“有觍面目，无计盲聋，国民感愤同”也就不难理解。而与亡国之民的同展，无疑更让国人有椎心之痛。瓜分惨祸在清末的真实发生使金天羽每有亡国之感，他在《国民唱歌》第二集中一连编选了三首同题材乐歌，分别是《摆仑叹希腊》《哀印度》和《吊埃及》。在《国民唱歌》第二集目录页，《摆仑叹希腊》下有小字注曰“点化《新中国未来记》”，可知这首乐歌是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译诗改写而成。《哀印度》写道：“葡荷英法来，国破家何在”“国民心死已成灰，洋场上，但见红头鬼。”①《吊埃及》更是语词沉痛：“亡国民，遗恨心头绕。”②表达出椎心泣血的痛楚。三首乐歌之后，金天羽思有所感，创作了一首《哀祖国》，其四曰：“世界安有亡国种兮，犹埃波印真惨凄。世界何者大国民兮，英美德日真可喜。问我国民居何等兮，昔也日辟国百里。而今国民居何等兮，今也日蹙国百里。”其六曰：“哀我祖国其无救兮，为奴为隶千万重。苟我祖国犹可济兮，愿为世界主人翁。”③这首乐歌采用楚辞体，其中不仅有彷徨无地的深长的悲哀，更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忧愤和决心。由“亡国恨”而“哀祖国”，由“哀祖国”而“招国魂”，清末国运之衰颓在金天羽的脑海中连成一幅幅悲壮的画面，他为此写下一首《招国魂》，其中有句曰：“沉沉睡狮东海测”“瓜分惨祸免不得”“何不奋起图自立，魂兮归来我祖国”④。瓜分惨祸之下，乐歌中的“魂兮归来我祖国”是金天羽情感复杂的一声呐喊。这些乐歌不乏激愤的字眼，正是作者深沉家国之感的高亢表达。这些民族屈辱，是金天羽立志要奋发图强的直接原因，也是他革命排满思想的触发因素。
其三，表达舍身报国的尚武精神⑤和民族崛起的自信。《新中国唱歌集·初编》从第21首到第27首，连成为一组为国请缨、舍生忘死的交响。这七首乐歌分别是金天羽的《终军请缨》《祈战死》、黄遵宪的《出军歌》、沪学会的《出征》、金天羽的《凯旋》《欢送征兵》、湖北师范的《野操》。其中，金天羽的《祈战死》往往为人所提及，其“我有宝刀真利市，快活沙场死”“自问生平，博得荣名，头颅一掷轻”⑥的豪壮气概，使《祈战死》成为尚武精神的绝佳演绎。黄遵宪《出军歌》则因梁启超的推介更广为人知。《出军歌》之外，黄遵宪尚有《军中歌》《旋军歌》各八章，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誉之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⑦。在“中国人无尚武精神”且“吾中国向无军歌”，而军歌缺失“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⑧的情况下，黄遵宪的军歌无疑起到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其所张扬的“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的军国民精神，得到了金天羽的极大认同。《终军请缨》中的“尚武精神爱国种”⑨一句，正是金天羽对清末“尚武”精神的标举。
尚武精神的张扬与救国报国相连。金天羽《欢送征兵》中说：“四郊多垒中国羞，男儿生死当封侯。征兵来，呼同俦。征兵去，赋同仇。”“军歌相唱酬，愿君此去报国雠。”⑩又在《舍身报国》歌词中写道：“血溅沙场如潮涌，头颅一掷为鬼雄。众志同，众志同。鼓我勇，鼓我勇。瓜分大祸不旋踵，奴躯七尺何所用。”11这两首乐歌与黄遵宪《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所表达的精神一脉相承。此外，金氏还在《新中国唱歌集·二编》中编入了《征兵》、金一《陆军》、兴复海军社《中国海军》、《出军》等篇，在《新中国唱歌集·三编》中编入《兵队操》《炮台》、金一《喇叭招军》等篇，对尚武精神反复咏唱。尚武以振颓不难理解，而奋发图强舍身报国的目的正如《中国海军》歌词所说：“从今白人，慑我声势，不敢釁轻开。”①通过“四百兆众吾种族，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以达到“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爱国歌》）②的目标，最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教育思想：致力于培育男女平权之新国民
金天羽是清末新式教育的先行者，更是女权思想的重要贡献者。通过新式教育培养新国民，通过倡女权实现男女平权，构成《新中国唱歌集》所体现的金天羽教育思想的两项重要内容。金天羽对新国民的期待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其具体的内容。男女平权的实现则需要从女学生开始，并在婚姻革命中一以贯之。
金天羽关于男女平权等女性问题的思考，在其完成于1903年的《女界钟》里有最为集中的体现，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其以‘女权革命’为中心关怀，依据欧美女权运动的历史与现况，将其在中国的‘革命’区分为两个阶段，即今日急应恢复的教育、经济、婚姻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权，以及更上一层、有待稍后实现的参政权与公民权。”“而要完成这一连贯的革命，金氏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新式教育，把女性铸造成为‘新国民’，女性因此可以其‘国民之母’的诞育能力，保证‘新中国’的肌体健康。”③根据这段论述的揭示，可知《女界钟》实为《新中国唱歌集》女权革命类乐歌的一个思想底本，《新中国唱歌集》则可视为《女界钟》所区分的女权革命第一个阶段的音乐化诠释。《新中国唱歌集》通过乐歌所传达的女权思想，也因此应当在《女界钟》绘就的谱系中来定位和理解。本部分关于“新国民”“男女平权”教育思想的分类即本乎此，而重在呈现《新中国唱歌集》的表达。至于对青少年科学常识与公德意识等的培养，则是金天羽作为一位教育者积极探索新式教育的题中之义。
其一，批判奴隶思想，树立主人翁意识。金天羽创办学堂，亲自授课，是有他的教育理想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塑造新国民是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在金天羽心目中，“新国民”是中国未来的主人翁。他在《终业式》中反复申说：“今日一少年，来日主人翁。”“眇眇一少年，中国主人翁。”④而新国民首先要秉持自由主义，绝不做奴隶。批判奴隶思想是清末的一股思潮，金天羽对此亦有深切感受。《新中国唱歌集》中最典型的一首便是他创作的《奴痛》，其词曰：
痛矣哉，千重万重压制来。痛矣哉，生生世世为奴才。我奴本是神明胄，胡为奔走兮作牛后。点点滴滴同胞乳，喂出奴才兮当鸡狗。奴隶之卮饮不干，奴隶之笼处不安。追印度，逐波兰，犹太遗奴资格完。呜呼，天高地厚兮奴声欢;呜呼，天荆地棘兮奴心酸。⑤
在金天羽看来，奴隶思想必然导致亡国。因此，他在批判奴隶思想的同时，高声颂祝自由之义。《国民唱歌》第二集和《新中国唱歌集·初编》的第一首选录的是同一首《祝自由神》，歌词写道：“自由自由天之神，共和世界万景新。”“自由之运不可交，哀哉奴隶我同胞。”⑥处在重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怎么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新中国呢？只有如梁启超所说“少年自由则国自由”⑦，才有希望。因此，金天羽在学堂之中反复歌咏自由，而对奴隶思想进行批判，以此激励青少年的主人翁意识。此外，新国民还是具有实业精神的。比如《铁道大王》所歌咏的“摩尔根”：“摩尔根，美洲新国出个拿破仑。手并公司十一国，联邦大统领。兵车战，铁骑争，钢铁王，拜下尘。蜘蛛之网遍天下，机关一手擎。安得亚洲东大陆，挺生大国民。”①不当奴隶，秉自由主义，有主人翁意识，具备实业救国精神，便是金天羽对新国民的重要期待。
其二，注重培养学科知识、科学常识、公德意识。《国民唱歌》《新中国唱歌集》的编选，正值金天羽十分投入地开办教育、振兴女学期间。1904年2月，以金天羽作为精神领袖的《女子世界》第二期，刊出了金氏撰写的《明华女学章程》。其第二条写道：学科分国文、修身、初级历史、初级地理、初级物理、初级算学、小说、唱歌、体操科。②由此可知当时学堂之课程设置，而史地、唱歌等多门课程均由金氏本人执教。《章程》主体是一张课程表，其中“唱歌”课每周一至周六均有安排，时间在下午两点到两点半，可见金天羽对唱歌科的重视。作为教本，《国民唱歌》《新中国唱歌集》与学堂授课科目乃至教学内容的关联相当紧密，体现出寓教于“乐”的教育思路，其中的篇目因此可以从科目上来理解。
考虑到少年儿童所处的智力和心理阶段，《三编》中不乏自然物候的讲解与普及。比如，《蝶》写蝴蝶的翅目与习性：“最可爱，双双粉翅，两行斑点煊妍”“还有那，玲珑复目，十里花光能见。有时节，躲上花枝，饱餐蜜汁新鲜。”③《送春》写季节变换，春来时“樱桃红绽，新笋绿芽抽”，春去时“莺啼燕恨，蝴蝶乱飞翻”。④《雁》写“天无云，风又紧，江边秋雁叫离群”，以及“一字横排八字开”⑤的雁群之态。这些均体现出编选者通过乐歌教育使学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理念。识物理与明事理是分不开的，《三编》中《物类相戕》教给学生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道理，《读书灯》则通过“景德磁窑彩画精”的油灯“年来身价落洋灯”的事例，引导学生作出“秋来团扇微时剑，弃之真可怜”⑥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知识的普及。比如《虹》对彩虹形成原理的解释：“雨过天晴云破后，太阳光照之。折光成七色，红橙黄绿青蓝紫。再向三棱镜里看，此理不难知。”⑦
科学常识教育，使学生初步了解工业社会特征。在《新中国唱歌集》前两编，这类乐歌涉及到诸多领域：《物理图》六首依次讲解真空水压、杠杆原理、冰点沸点、蒸汽电流、声音原理、爱格司（X）光;《电灯》讲解灯泡原理：“空球熔白热……道是电流通过，铂丝异样火花明”⑧;《电车》写电力之速：“火车利用蒸汽力，也要输他一线”⑨;《汽车》述汽车之便，可使“东吴西蜀路非遥”⑩;《轻气球》更为神奇：“气球天上行，肥皂水泡一样轻。”11《航海》则与国际法相关：“愿国民收拾海权，无样12国权回。”13新国民对现代科学知识的掌握是顺应时代潮流，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列强坚船利炮中得出的教训。
还有对学堂少年公德意识的培养。这类乐歌大都与国文、修身等科目相关，比如教导小学生在玩耍时爱护公物的《游戏守法》，鼓励同学之间“同心同德去求进步”“相提相携相敬相亲爱”14的《学堂之好友》。其数量虽不多，但也是学堂教育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相较于《初编》《二编》中大量情绪激昂的革命宣传之作，《三编》对学堂教育科目的配合与侧重，使其在革命者的姿态之外，更多地展现出教育者的形象和思考。
其三，勉女权、兴女学、倡婚姻革命。新国民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男女平权，这在《新中国唱歌集》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先来读两首乐歌。《女青年》其四：
我姊妹们向前走，我姊妹们向前走。囚凤笯鸾不堪受，娲皇补天无恙否？批茶女士耻为俦，罗兰夫人羞与友。祀尔自由一杯酒，女权万岁更千秋。①
金天羽《娘子军》：
女娲炼石兮补天亏，娘子军从天上来。世界上军人社会，战场上女儿花开。我不愿厕身红十会，愿奋身杀贼心快。桃花马上请得长缨在，坐听着，凯歌回。②
两首乐歌总体上表达出两个含义：一是不受男权束缚;二是女子也可以像男子一样“奋身杀贼”。但女权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女学生时就培养起来。金为此创作了《女学生入学歌》。在这首乐歌中，金天羽把“二十世纪女学生”视为新国民之一员，她们入学的最终目的是“爱国救世宗旨高”③。在金天羽看来，女学生要以中国的缇萦、木兰，西方的罗兰夫人④和批茶女士⑤为榜样，甚至要超过男儿，所谓“缇萦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罗兰若安梦见之，批茶相与期。东西女杰并驾驰。愿巾帼，凌须眉”⑥。《女青年》《娘子军》《女学生入学歌》中关于“女权”“女杰”“自由”的咏唱，作为“互文本”，转化为秋瑾《勉女权歌》中的“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国民女杰期无负”⑦。更重要的是，金天羽《娘子军》中的“女娲炼石兮补天亏”等句子，体现在秋瑾诗词中，凝结为一股不可遏制的“补天”情结。“她们”同样是补天之石，因此才“从天上来”，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生命意识和女权思想。这不仅是一个句子到另一个句子的转化，更是一种思想到另一种思想的传递。在金天羽那里，女权思想是一种提倡，而在秋瑾这里，女权思想就成为一种实践。秋瑾不仅在自我期许中成为“罗兰夫人在近代中国的精神传人”⑧，更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女权的最高礼赞。当然，作为新国民的女学生同样是要掌握科学知识的，这才有“天仪地球万国图，一日三摩挲。理化更兼博物科”⑨的乐歌内容。而对女学生球场运动的描写，则间接地批判了缠足等陋习。
金天羽女权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是婚姻革命，这主要体现在《自由结婚》这首乐歌中。他说：“改造出新中国，要自新人起。”“如今是婚姻革命，女权平等。”⑩把男女平权提升到“新中国”的高度。可见在金天羽的现代国家构想中，男女平权是一块重要的基石。
三、文学思想：乐歌编创折射出的诗界革命立场
作为乐歌教材，《新中国唱歌集》重在实用。不过，透过金氏的乐歌编创实践，读者仍可体会到他对清末文学革新思潮的态度。就金天羽个人而言，他在1907年发表的《余之文学观》中，十分鲜明地倡导文学在“标一义”与“创一例”两方面的变革与创新;他主张“赤手开创”“独立改制”①，本着“不能改革其全体”也可“改革其一部”②的精神，希望能够开创文学之新纪元。其背后的理念，是文学的“变”或者说“改革”：“然而改革社会，豪杰之所能为，则变化古人，亦文学家之有事乎？”③清末民初的旧诗坛，同光体诗人与南社诗人相互争胜。金天羽总体上反对同光体，其与南社的“貌离而神合”④，使他在事实上成为南社的先驱。他之主张革命，包括其革命思想在文学领域的贯彻，均有十分深刻的现实动因。诸祖耿、钱仲联等前辈学者对其文学革新尤其是诗界革命思想早已有过揭示。钱仲联先生更将金氏视为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旗帜：“清末黄公度、谭复生、夏穗卿、蒋观云、梁任公诸人，倡诗界革命。任公《新民报》中有《诗界潮音集》之选。然诸人中除公度外，余皆成就未能副所期。今诸人皆没世矣。独金丈松岑崛起吴下，张革新之帜。”⑤金天羽在近代诗史上也因此会与黄遵宪并论共提，原因即在于二人同属诗界革命阵营，而金多受黄的影响。典型的如金天羽《都踊歌》，前有小序曰“人境庐主人有此歌”⑥，直接点出取法和对话的对象。经过前文的论述亦可知，金氏有感于黄遵宪《出军》《军中》《旋军》等歌，不仅将其中一部分选入《新中国唱歌集》，而且声气相应地创作了多首同题材乐歌。梁启超曾评价清末“新派诗”，认为黄遵宪的作品代表了“诗界革命”的最高成就。⑦金天羽对黄遵宪的追摹，实际上是在自觉表明他站到了诗界革命的立场上。而他点化《新中国未来记》中的梁启超译诗，编选梁启超创作的乐歌进入唱歌集，自然也是同一思路。
金天羽编选唱歌集，首重乐歌中洋溢着的军国民精神。然而在清末，政治革命与文学革命本不能截然分开。因此，这些宣扬革命思想的乐歌往往闪烁着文学革新的光影。在金天羽的《天放楼诗集》里，有数量并不少的“新体诗”，但是这些诗基本上并未跳出古典诗歌的藩篱。他自己说：“呜呼！诗至今日，难言之矣。创作者恶夫袭古人之貌，务破弃一切而为新制，其体乃不离乎小词俚曲之间;而泥古者则又规仿唐宋，标举一二家以自张其壁垒，师古而不能驭古。……诗教由是而隳焉。”⑧这段话实际上表达了古典诗歌革新之难。在这样的前提下来看，金天羽编选的《新中国唱歌集》又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其实，如果我们了解金天羽在思想上文学上的革新立场和实践，就不难理解，《新中国唱歌集》的编选，就乐歌文本而言，本身就含有诗界革命的信息。首先，他编选了梁启超、黄遵宪诸人的乐歌，而这些乐歌本身就是诗界革命的成绩;其次，金天羽以这些乐歌为榜样创作出的乐歌，自然也带着诗界革命的印记，虽然此时他或许无意于以此为突破口，推进诗界革命的深入;最后，虽然梁启超、黄遵宪均创作有乐歌，但他们两人却没有像金天羽这样大量编选乐歌教材。而通过乐歌创作按谱填词等实践，金天羽的诗界革命还不免跟词曲的长短句发生联系，加上面对的是青少年，歌词的语言通向的是通俗和白话一路。这实际上是五四时期胡适一派白话诗的早期特征。胡适曾经说过，在他们作白话诗的早期，像俞平伯等人，都还脱不了词曲的声口。“新潮社的几个新诗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故他们初做的新诗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此外各报所载的新诗，也很多带着词调的。”⑨也就是说，在白话诗实现语言白话化和诗体自由化的过程中，词曲曾一度发挥着突破诗体束缚的推助作用。而在《新中国唱歌集》这里，实际上已经在无意中走上了胡适们十年之后要走的路。研究者们注意到了清末乐歌的诗歌史意义，也把它放到白话诗生成的脉络中来理解，但是却往往忽视词曲的体式在突破诗体上的作用，而从词曲那里汲取灵感，是古典诗体走向白话诗不可被忽略的一步。对《新中国唱歌集》来说，它无意中实践的正是白话诗的早期形态。之所以说“无意”，因为作为乐歌而言，有它不得不如此的原因，那就是根据乐谱的节奏填写歌词，这其实就是填词的路径了。
清末民初，像《新中国唱歌集》这样的歌本数量并不算少。根据张静蔚的统计，自1903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有各类歌本27种出版，此外还有至少九种期刊有乐歌刊载;笔者据此计算出的乐歌总数量在1300首以上。①但以《新中国唱歌集》为代表的乐歌在中国诗歌的文白演进过程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其实很难界定。它们是诗歌白话化自由化过程中的本土力量，在客观上发挥着参照系的作用。音乐变革、诗歌变革、思想变革、教育变革，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是时代的产物，而不是孤立出现的。《新中国唱歌集》中的乐歌，包括编选和创作，也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诗界革命的主张与学堂教育共同孕育出的一枝奇葩。故此本文认为，像《新中国唱歌集》这样的歌本，其中以按谱填词的方式创作的歌词，是首先实践着诗体的自由化，它只需在语言白话化上加以贯彻，便不难形成白话诗。事实上《新中国唱歌集》中就有不少这样的白话诗，但白话诗并不就是新诗。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研究者们大都看到了乐歌与白话诗之间的先后承继关系，却少有人在诗学上予以细致辨析。按谱填词与句式的自由，是把乐歌接引到白话自由诗的一大关键。从这个层面说，金天羽在诗界革命的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而这首先得益于他对此潮流在思想上的认定。
结 语
在《国民唱歌》第二集最后，金天羽附了一篇《中国音乐改良说》，录自《浙江潮》1903年第6期，原文署名“匪石”。这篇文献被张静蔚称为“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珍贵文献”“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第一声春雷”“从那时起，中国音乐开始转型”。②《中国音乐改良说》称既有的音乐为“亡国之音”，要用这些音乐来振奋民族精神也即“宣扬国魂，振刷末俗”是办不到的。作者看到日本学习西乐成功了，便主张中国也可以学习西乐，从而达到“我国民可以兴矣”的目的。匪石关于音乐教育的认知“吾人今日尤当以音乐教育为第一义”③，与本文开头提到的乐歌被视为改造国民品质的“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如出一辙。可以说，这篇文章解释了金天羽唱歌集编选的初衷和目的，实为其乐歌集编选的理论指南。
通过乐歌编选及授课，金天羽不仅推进了中国音乐的改良，更推动了国民品质的形塑。金编唱歌集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音乐史料，更留下了编选者丰富的革命思想、教育思想和文学思想——这三个方面彼此关联、互补互鉴，在金天羽的思想中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体现在金氏的乐歌编创实践中。这种多层次、内涵丰富的乐歌合鸣，奏响的俨然是时代的强音。阅读三编《新中国唱歌集》，最令人受触动的也正是金氏为“新国民”“新中国”而歌的理想追求，把这种理想追求视为金编《新中国唱歌集》最深沉的思想内涵，当不为过。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进程研究”（21&ZD263）、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清末民初汉译文学文体演进研究（1898-1919）”（2023CWX033）的阶段性成果。
①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② 同上，第58页。
③ 夏晓虹：《晚清人物寻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页。
④ 参见李静：《金天翮创编之晚清乐歌集考》，《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⑤ “初我”即丁初我，名祖荫（1871—1930），字芝孙，号初我。江苏常熟人。丁氏1904年初在上海创办《女子世界》，金天羽同为发起人，并为其撰写《〈女子世界〉发刊词》。金氏实为《女子世界》灵魂人物。同年，小说林社创办，丁初我又与徐念慈、曾朴共同作为注册登记人。《女子世界》也自1904年9月第9期起，改由小说林社发行。（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6—87、90—92页）此为金天羽《新中国唱歌集》在小说林社出版、并由丁初我校阅之因缘。
① 宏文馆是小说林社1907年初成立的机构，专门出版学校参考书。详见郭浩帆：《〈小说林〉创办刊行历史回溯——从小说林说起》，《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② 金本中：《百年同川旧事》，《一代宗师金松岑》，吴江：吴江市教育工会，2002年版，第65页。
③ 金天羽在小说林社出版的三编《新中国唱歌集》，前两编初版时间分别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八月，发行所署“小说林社”;第三编初版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也即公历1907年初，发行所改署“宏文馆”。《新中国唱歌集》初编、二编，包括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的《国民唱歌》第二集，现收藏于苏州市吴江图书馆。笔者日前到吴江图书馆查阅原书，得知这三册歌集均已被拆成散页，以便高清拍摄后数字化保存。另，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一九四九年音乐书谱全目）》（增订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在其“前期部分”的“（二）歌曲音乐”之“2.学堂乐歌”部分，著录有《新中国唱歌》第三编的简要信息，编号为0312：《新中国唱歌》（三），金一编，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宏人馆，1。其中，“清光绪三十三年”与本文所见之“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本在时间上不一致，疑有误，而“宏人馆”应为“宏文馆”之误，“1”代表藏馆为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见该书第13页）。
④ 钱仲联：《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8页。
⑤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二编》，上海：小说林社，1906年版，第71页。
①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初编》，上海：小说林社，1906年版，第9页。
②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二编》，第79页。
③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初编》，第67页。
④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二编》，第8页。
⑤ 同上，第9页。
⑥ 金一：《国民唱歌·第二集》，上海：小说林，1905年版，第48页。
⑦ 姜靖：《世博会：文明/野蛮的视觉呈现》，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95页。
① 金一：《国民唱歌·第二集》，第31页。
② 同上，第33页。
③ 同上，第39页。
④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二编》，第21页。
⑤ 关于清末尚武精神的提出，参见李静《“从军乐”与“祈战死”——中国近代“尚武”精神的提出与乐歌创作》，《文史知识》2011年第8期。
⑥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初编》，第47页。
⑦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43页。
⑧ 同上，第43页。
⑨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初编》，第45页。
⑩ 同上，第55页。
11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二编》，第25页。
①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二编》，第49页。
② 同上，第87页。
③ 夏晓虹：《〈女界钟〉： 金天翮的“女权革命”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④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二编》，第99页。
⑤ 同上，第19页。
⑥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初编》，第2页。
⑦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论著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4-225页。
①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三编》，上海：宏文馆，1907年版，第41页。
② 《明华女学章程》，《女子世界》1904年第2期。
③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三编》，第9页。
④ 同上，第25页。
⑤ 同上，第15页。
⑥ 同上，第37页。
⑦ 同上，第31页。
⑧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初编》，第25页。
⑨ 同上，第27页。
⑩ 同上，第29页。
11 同上，第31页。
12 样，疑为“恙”之误。
13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初编》，第33页。
14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三编》，第11页。
①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二编》，第15页。
② 同上，第17页。
③ 同上，第95页。
④ 罗兰夫人（Jeanne Marie de la Platiere，一般称作Mme Roland，1754-1793），晚清中国知名度极高的法国女杰。关于罗兰夫人在晚清中国的接受、演绎及现实影响，详见夏晓虹：《接受过程中的演绎——罗兰夫人在中国》，《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263页。
⑤ 根据夏晓虹先生的考证，“批茶”即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批茶”是其父姓Beecher的音译。见《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第211页。
⑥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二编》，第95页。
⑦ 秋瑾：《勉女权歌》，郭长海、郭君兮辑校：《秋瑾诗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98页。
⑧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第251页。
⑨ 金一编：《新中国唱歌集·二编》，第95页。
⑩ 金一：《国民唱歌·第二集》，第37页。
① 金天羽：《余之文学观》，《天放楼诗文集》（下），周录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3页。
② 同上，第1346页。
③ 同上，第1345页。
④ 钱仲联：《南社吟坛点将录》，《梦苕庵诗词点将录合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4页。
⑤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80页。
⑥ 金天羽：《都踊歌》，《天放楼诗文集》（上），周录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⑦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24页。
⑧ 金天羽：《五言楼诗草序》，《天放楼诗文集》（中），周录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61页。
⑨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纪念号第5张。
① 张静蔚编：《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附录：学堂乐歌曲目索引”，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437页。
② 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珍贵文献——纪念〈中国音乐改良说〉发表100周年》，《音乐研究》2003年第3期。
③ 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浙江潮》1903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向阳，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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