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爱情诗，引发了后世诗经学家的种种解释。孔子以“思无邪”一言以蔽之，《诗大序》解为“正得失”，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于是《诗经》中的民间情歌便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意味，变成了寓含美刺的政治诗，而其描写爱情的本事却被绝对否定了。正如刘毓庆在《从经学到文学》一书中说：“自从汉代经师将《诗经》经典化之后，魏晋以降的大批《诗》学研究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诗经》文字背后所隐匿的圣人之意的考证上。”在他们看来，爱情诗一经圣人的删定，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它的一字一句中，都深藏着圣人匡复世道人心的苦衷。这种对爱情诗的误读一直左右着汉唐以来的经学界，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宋代诗经学，秉着宋人强烈的怀疑精神，掀起了一股疑古惑今思潮，使《诗经》学研究出现了第二个繁荣时期，从欧阳修至朱熹完成了与汉学相对的宋学体系。诗经学之所以在宋代成为一代之学，与对爱情诗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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