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围城》问世至今，人们一直将之与《儒林外史》进行比较。然而钱锺书本人对于《儒林外史》的意见有所保留，本文通过分析他所批评的“依傍蹈袭”之着眼处，来审观《围城》在小说修辞命意上的特点，从而反思新文学与中西古典语言文学传统的关系。
虽然《围城》发表后不久，就有人将这部小说称作“新儒林外史”{1}，但真正将《围城》与《儒林外史》两部小说联系起来比较的，最先还当是夏志清的发明。他在1960年代就说：
《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引者按，原文作greater comic exuberance and a structural unity）。{2}
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往往称《围城》是“新《儒林外史》”，这最早可能是李健吾提出的，他的理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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