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PIONEERS 阿什莫林博物馆 博物馆的公共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Oxford）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所公共博物馆。其公共性使命从创立之初传承至今，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和理论流派的不同主张，阿什莫林博物馆也在不断摸索、调整——抛弃粉饰太平，保持清醒与开放，直面历史与现实——无论那是丰满或惨淡。 01 一位园丁的博物馆史
阿什莫林博物馆是英国牛津大学的艺术和考古博物馆，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所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
阿什莫林的名字源于其创始人伊莱亚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一位野心勃勃且毫不掩饰的收藏家，将自己的名字与全球最著名的大学绑定，并永久性地留在了博物馆史中。然而，他并不是该馆真正意义上“父亲”，阿什莫林博物馆的故事要从一对园丁父子讲起。
老约翰·特雷德斯坎特（John Tradescants the Elder）是一位技艺过人的园丁、植物学家、收藏家、旅行者，在此也应当称其为阿什莫林博物馆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生动而准确诠释了一个平民如何凭借一技之长活出“诗和远方”。
在其园艺生涯中，老约翰总共服务过四位主要雇主：第一代索尔斯伯里伯爵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 1st Earl of Salisbury）、爱德华·洪顿爵上（Sir Edward Wotton）、白金汉公爵（George Villiers, 1st Drke of Buckingham）和有着“玫瑰与百合皇后”之称的英国女王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老约翰·特雷德斯坎特绘制的植物手稿
慷慨的雇主们委任老约翰管理庄园、收集珍贵植物，他也因此得以周游四海网罗植物。老约翰的足迹遍布欧洲、北非，远至俄罗斯，他在旅行中收集奇珍异宝，也保留雇主因重复或不感兴趣而舍弃的物品。
在这一过程中，其个人收藏不断积累，最终汇集为“特雷德斯坎特方舟”——老约翰在兰贝斯的收藏室。其中可见植物、武器和艺术品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物，任何人支付六便士即可入场参观。
特雷德斯坎特方舟
老约翰的园艺生涯以牛津大学植物园保管员收尾，被任命的次年，他便离世。小约翰子承父业，继续从事着园艺工作。当他为父亲及自己的收藏编纂清单时，伊莱亚斯·阿什莫尔提出帮助，二人就此结识。然而，约翰父子的收藏究竟为何落入阿什莫尔的手中，至今仍疑点重重——签订契约时，小约翰或许已酩酊大醉，其遗孀也曾为此与阿什莫尔对簿公堂；以及几年后，小约翰的遗孀被发现溺死于自家池塘，自杀或他杀仍不明晰。
无疑，阿什莫尔由此获得了对约翰父子藏品的完整掌控杈。1677年，阿什莫尔将这些藏品与个人收藏以自己的名义共同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提出的条件是建造一所合适的新建筑，并安排专人看管，这确立了博物馆的基本模式。1683年，阿什莫林博物馆成立。
阿什莫林博物馆
老约翰的人生轨迹暗示着当时的大环境为公共博物馆诞生提供的基础。作为平民，老约翰凭借园艺这门手艺，不仅周游各地、积累财富、扩展见闻、建立自己的收藏，也突破了一定的阶层限制，往来于贵族名流之间。
老约翰自身的转变，尤其是其“文化需求”和“文化能力”的提升，正是博物馆公共性在观众层面一直以来被讨论的重要话题。如哲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文化需求是教养和教育的产物。”而这种需求的教育和培养，正是博物馆实现公共性的基础和重要目标。
阿什莫林博物馆内部展览空间
02
公共的使命
阿什莫尔的做法显示出其个人野心，但也隐含着博物馆这一场所长久以来的属性问题——从希腊神庙到罗马时代的贵族收藏和中世纪的教会收藏，直至文艺复兴后乌菲齐宫作为画廊开放和阿什莫林博物馆的成立，博物馆的角色看似由私人走向了公众，但权力始终渗透其间。作为稳固、强化社会结构的工具，处在博物馆支配地位的阶层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让其运作。而在社会文化领域，这一功能最突出的场所就是学校。
英国牛津大学
作为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大学博物馆，学校与博物馆集于一身，阿什莫林博物馆或许是在公共性上最具讨论价值的一例。《时尚芭莎》记者与阿什莫林博物馆馆长夏·斯特吉斯（Xa Sturgis）博士的采访也围绕此展开。
整场对话中，尖锐的话题不时被提及：文化机构去殖民化、博物馆的票房压力与经济效益、阿什莫林对牛津大学的依赖性，以及漫长疫情带来的巨大创伤。斯特吉斯的反应和回答——部分答案并不“漂亮”，但也并未闪躲——清醒、真诚，以及一丝不确定性。
阿什莫林博物馆馆长夏·斯特吉斯
20年前，如果一个人说博物馆是最值得信任的中立组织，没有人会反驳。但现在，年轻人来到博物馆会发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你们是偷的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归还?’”斯特吉斯举出这段提问，指出当下的博物馆正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后现代理论流派中的每一种立场，都能够在博物馆中找到靶子并大肆进攻。
阿什莫林博物馆
逃避不再是可行办法，但保持开放和清醒需要勇气。在阿什莫林博物馆的官网和其他网络媒体中，关于“殖民与去殖民化”的讨论比比皆是，同时可见“文物归还索赔程序”（Procedures for Claims for the Returned of Cultural Objects）。
据馆长介绍，阿什莫林博物馆拥有约100万件藏品，绝大部分的来源和历史清晰明了，但有一些显然存疑。“目前有三件文物正在审核程序中，两件来自印度，一件来自尼日利亚。”尽管这样的讨论并不愉快，但“掩盖只会更加挫败”。
图1：保罗·乌切洛（Paolodi Dono）《森林中的狩猎》（The Hunt in the Forest），木板、坦培拉和油画，73.3×177cm，1465-1470年 ©Ashmolean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藏品的来源、展出的选择与展示方式又是一个涉及博物馆“专断性”的争议话题。博物馆的工作是讲故事，而讲故事的媒介是展览和藏品。脱离原本语境的百万件藏品，每个微小的选择都是对客体赋予意义的过程。斯特吉斯承认：“客观平等地叙事绝非易事，我们并不具备足够多元的人口构成，我想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是如此。所以有效的方法是邀请他人进入，以补充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
图1：卡米尔·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窗外的风景》（View from My Window），布面油画，65×81cm，1886-1888年 ©Ashmolean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03
文化的需求
文化需求不同于衣食冷暖之需，这一需求源于后天的培养。而漫长疫情导致的博物馆闭馆和演出取消，无疑对此具有毁灭性打击。
近两年，阿什莫林博物馆同样经历了这场“噩梦”，闭馆从2020年3月开始反复，2022年才渐渐回到常态。对每一所文化机构而言，闭馆都意味着失去观众，阿什莫林早在十年前已经开始生产线上传播内容，面对疫情也迅速地开始创建数字内容。“作为大学博物馆，我们的优势是可以呼吁学校及周围的人前来支持。”斯特吉斯说道。
阿什莫林博物馆网站线上收藏页面
系列播客《指纹》（Fingerprints）正诞生于疫情期间。对于“指纹”这一标题，斯特吉斯给出解读：“阿什莫林拥有从公元前几千年至今的大量陶瓷藏品，其中部分的外表上确实可见前人留下的指纹，引人入胜地建立起即时的接触感；所有藏品都是带着历史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它们经过不同的手——艺术家、藏家、商人......并不全是光彩的故事，但一所伟大的博物馆应当真诚面对问题。”
阿什莫林博物馆系列播客《指纹》
在牛津大学的名校光环加持下（这点不可否认），作为全球访问量第一的大学博物馆，阿什莫林在疫情前每年约迎来100万参观者，由此也成为英国在伦敦以外访问量极高的博物馆。这是成就，源于高质量的藏品和杰出的体验：作为一所艺术及考古博物馆，阿什莫林的收藏范围从公元前几千年跨越当代，其中不乏针对特定时期和地域的深入研究，这样的广度和深度少有大学博物馆可相提并论。
图1：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白日梦》（The Day Dream），粉彩，104.8×76.8cm，1878-1880年 ©Ashmolean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同时，这也暴露出问题：阿什莫林所在的牛津是一座小城市，人口不足20万人，适中的人口规模让阿什莫林得以与城市内社群建立紧密、牢固的联系，但展览的收益远不及伦敦——一场大型展览最多迎来8万-9万名观众，而伦敦任何一场大型展览都可以轻松收获50万人。
经济效益是最现实的问题，阿什莫林与世界上大多数博物馆一样，场馆对公众免费开放，但特殊展览会收取门票，其经济效益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票房收入。但利弊关系总是辩证的。“巨大规模当然有好处，但阿什莫林的规模对我们而言更易于管理，对参观者而言也更好驾驭，人在其中不会被巨大的尺度所压倒。”
阿什莫林博物馆
疫情的压力迫使文化机构进行实验，非同寻常的大环境往往是对创新和改革的鼓励。“但疫情将博物馆过去提供的体验和经验全盘否定。”尽管数字化建设有所弥补，阿什莫林已恢复开放。“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回来，仍有人无法或不再将博物馆视为生活必需品，这些人可能是我们曾经花费了大量精力吸引而来的。未来，我们需为此加倍努力。”
阿什莫林正是这样一所博物馆，它在名校光环的加持下位居全球大学博物馆的榜首，它汇聚着世界各地的藏品同时也直面随之而来的争议，它在公共性这一话题上有悠久的历史和足够的底气，但依旧保持着警惕——“人在不断变化，保持与公众的相关性，这就是公共的使命。”
04
馆长Q&A
阿什莫林博物馆馆长夏·斯特吉斯
BAZAAR：阿什莫林博物馆与时尚行业有着怎样的合作?
斯特吉斯馆长：我们正在思考在2023年举办一场关于维多利亚时期色彩革命的展览。这将涉及到一些壮观的服装，我们过去倾向于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是黑色的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总穿着她的黑色礼服四处走动。但这次，我们要用这些色彩鲜艳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裙子来打破这个神话。
BAZAAR：时尚在博物馆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斯特吉斯馆长：时尚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将在博物馆中发挥作用。事实上，我们2022年在东京的展览中就有相当多的时尚元素。
▲ 原文刊载于《时尚芭莎》2022年12月刊 ▲
监制 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