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曾有大济苍生的宏愿。29岁时初涉仕途，出任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40岁那年，因“耕植不足以自给”，“生生所资，未见其术”，生计所迫，而“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又求为彭泽令，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仕。当然，他的几度出仕并不真是为了求得一点酒钱（那不过是陶公调侃和自嘲罢了），而是为了实现自己匡时济世的抱负。可是，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名士少有全者。于是，建安时代那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士人激情，已经被无情的社会现实粉碎。《尚书》曰：“上九，潜龙勿用。”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陶渊明是明智的，当他看到“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官场风波险恶，世俗污浊伪诈，社会腐败黑暗，于是选择了洁身守志的道路，隐居田园，躬耕自资，坚持高洁的志趣，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表现出高风亮节。
萧统《陶渊明传》云：“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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