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特馆长：博物馆不可能保持中立！
作者：佚名 来源：《芭莎艺术》
成立于1897年，泰特美术馆已成为英国乃至世界博物馆行业金字塔尖的实践者与创新者。其藏品类别丰富、数量庞大，横跨16世纪至今，旗下拥有4座博物馆，同时也是艺术界最具权威的“透纳奖”的主办方。馆长玛丽亚·芭尔肖（Maria Balshaw）独家为《时尚芭莎》撰文，从历史与当下出发，分析博物馆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泰特美术馆馆长
肖像摄影/Hugo Glendinning
博物馆是什么？目的为何？上世纪80年代，人们在一份调查问卷中将之形容为“摆满琳琅物品、布满灰尘之地”。的确，博物馆大多建立于皇室贵族的私人藏品之上，且只是名义上向大众开放。比如，大英博物馆虽于1753年起就面向公众开放，但在头一百年，要想参观此处，人们需要贵族引荐、提交申请、预约时间；进入后，一路上还有带武器的士兵看守，参观体验并不理想。而且，展品背后晦涩难懂的策展原则也只有文化精英能够理解。因此，早期博物馆模式主要用于区分阶级地位与文化程度，更是为了合理化帝国主义统治、工业开采、奴隶制与殖民征服。泰特美术馆的创立也不例外。其名字来源于英国制糖业巨头亨利·泰特（Henry Tate），而糖业贸易欣欣向荣的背后与奴隶制密不可分。虽被冠以这一名字，但我们有自信去讲述那些复杂的往事。几年前，泰特美术馆曾与伦敦大学学院（UCL）合作发表《英国奴隶所有权遗留问题研究》（Study of the Legacies of British Slave-ownership），并向大众分享。此举并非为了维护亨利·泰特，也不是彻底“取消”（cancel）他的存在，而是让我们充分了解自身的过去，在遇到观众或艺术家的提问时才能应对自如。图1：第4展厅“The Exhibition Age”，泰特不列颠美术馆，2023年
图2：第23展厅“Henry Moore and Francis Bacon”，泰特不列颠美术馆，2023年图3: 第16展厅“International Modern”，泰特不列颠美术馆，2023年 在英国，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随着城市与交通工具的发展，再加上当时的禁酒运动，《博物馆法令》（Museum Act）于1845年颁布。该法令允许当地政府将税收投入博物馆建设，鼓励民众多看展，少流连于酒馆，从而提升大众的文化程度与品位。不过，巩固阶级的目的仍然存在，由于当时欧洲各国革命频发，因此这一措施也旨在教化民众接受自己的社会地位。直到二战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类社会运动的兴起、社交媒体的普及才逐渐瓦解了早期的博物馆模式。其中一个典例是美国华盛顿的安那考斯蒂亚社区博物馆（Anacostia Neighbourhood Museum），坐落在黑人社区，隶属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它没有藏品，外观也不像博物馆，其举办的展览都与当地民众息息相关，比如关于老鼠的历史和习性，因为当地居民苦老鼠久矣。“The Rat: Man's Invited Affliction”展览现场，安那考斯蒂亚社区博物馆，1970年
社会变革思想对当代艺术的影响也深刻改变了博物馆的策展和布展方式。要知道在1973年，艺术家琳恩·赫什曼（Lynn Hershman）原本打算展出其特定场域作品《但丁旅馆》（The Dante Hotel），但由于作品包含声音装置，策展人坚持认为这不是适合博物馆的媒介，从而将展览叫停。如今，声音、影像等媒介早已不足为奇，这无不提醒我们博物馆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变。
另一改变是向更广泛和多样化的大众敞开大门。1997年，英国工党当选之后承诺让人们免费参观博物馆，从1999年到2001年逐步降低儿童、老人和所有人的门票费用。而这一举措的效果十分可观——当V&A博物馆在2001年彻底取消5英镑的门票后，当年的参观人数增长了111%，从110万人次到230万人次；十年间，英国博物馆的参观人数从720万人次增长到1800万人次。尤其让我欣慰的是，根据英国旅游景点协会的报告，英国最受欢迎的景点从2007年的黑池游乐海滩，到2008年转变为前三都是艺术机构——泰特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国家美术馆。可见，博物馆不再是“布满灰尘”之地。
图1：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
然而，减免门票并非这一转变的唯一原因，还在于博物馆成为见证与促进社会变革的场所。一开始，国家级或地方重要博物馆几乎置身事外，直到越来越多的艺术团体成立，以抗议针对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歧视，以及反对核武器等。这让许多大型博物馆也纷纷入场。创建于2000年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就是典例，成立第一年就吸引了超过400万人次的游客。美术馆外，路易丝·布尔乔亚的“大蜘蛛”雕塑甚至改变了附近紧张不安的治安环境；而美术馆内，“涡轮大厅”（Turbine Hall）艺术项目的开展也极大提升了大众的互动和参与程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的《气候计划》（The Weather Project），天气本就是英国人最热爱的话题，作品一经展出就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我记得当时带3岁的女儿去看过这件作品，多年后她仍将泰特现代美术馆称为“太阳美术馆”，可见这类“沉浸式”艺术体验的强大力量。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气候计划》，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2003年
在一定程度上，以种族、身份和环保等为主题的展览能够提高观众的多样性，吸引特定群体前来参观。不过，这类观众仍然更容易选择梵·高等艺术家的大展，或更利于社交网络传播的沉浸式展览，而非针对某一社群的特展。此外，研究表明，来自低收入和更多样化群体的观众仅占博物馆参观总人数的20%，而这类人群占英国总人口的近一半。不仅如此，他们依然表示在博物馆中会感到不自在、焦虑，因此博物馆应尽力去除这些障碍，尤其是针对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这将有效促进观众的多样化。
图1：Lubaina Himid《 A Fashionable Marriage》，1986年，装置现场图（2017年） ©Nottingham Contemporary, Photo: Andy Keate,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Hollybush Gardens
图2：展览“A World in Common: Contemporary African Photography”现场，泰特现代美术馆，2023年
图3：展览“Isaac Julien: What Freedom Is to Me”现场，泰特不列颠美术馆，2023年
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与提高观众多样性的同时，博物馆自身也常处于争议中，因为有时这些抗议是针对博物馆本身的，且多与其赞助资金来源有关。不管是以国家赞助为主的欧洲博物馆，还是以私人或企业捐赠为主的美国模式，抑或是综合两者的英国博物馆，这种日益紧张的关系都令人不容忽视。
自2010年以来，泰特美术馆就因接受石油公司赞助而遭到艺术团体“解放泰特”（Liberate Tate）的抗议。近几年，赞助遍及全球的赛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因导致阿片类药物滥用而遭到抵制；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副主席沃伦·坎德斯（Warren Kanders）因涉嫌向以色列军事组织出售军火而辞职。另外，藏品是否与殖民或战争掠夺有关也成为焦点问题。目前许多公共机构都设立了道德委员会（Ethics Committees），以避免今后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不过，由于委员会成员自身就与利益相关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一方式仍在讨论与探索阶段。
“解放泰特”在泰特美术馆发起的抗议活动
由于许多艺术家也参与到抗议当中，因此这类活动非常接近于艺术表达，再加上发生在博物馆，从而形成某种奇妙的联结。当然，这些争议也给博物馆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许多在世艺术家可能因此选择拒绝与这些机构合作，艺术家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就因赛克勒事件终止了与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的展览合作，而这只是近来众多例子之一。不得不说，博物馆当下在筹措资金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
“Lubaina Himid”展览现场图，泰特现代美术馆，2022年 ©Tate (Sonal Bakrania)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Tate
尽管人们希望公共艺术机构能保持中立，但我必须要强调，博物馆永远不是且不可能保持中立，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希望将博物馆视作能与这些冲突并存的空间或概念，能够接纳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比如在英国，我从未看到一家支持脱欧的博物馆……对于观众而言，虽然博物馆具有教育功能，但我们必须努力避免说教，而是告诉人们“可以”这么想。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改变是一个长期、困难且让人不愉快的过程，当下还远远不够。而在尝试不同方向时，博物馆可能已经犯错且还将继续犯错，而这些错误将引导未来博物馆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原文刊载于《时尚芭莎》2022年7月刊 ▲
特约撰文 玛丽亚·芭尔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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