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曲阜】曲阜孔庙汉画像石中的古代神医形像
作者：佚名 来源：《曲阜发布》
汉画像石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遗存。保存于曲阜孔庙的汉画像石中，有 4 块刻画有人首鸟身的人物形象。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解读，自清代开始存有诸多观点，从将汉画像石命名为《扁鹊行医图》来讲，主流观点将这个形象确定为神医扁鹊。笔者通过对比分析，更倾向于将这个形象确定为汉代医者形象的神话人物，而并非确指扁鹊其人。
汉晋以前典籍中，多以扁鹊为秦越人。秦越人(公元前 407 后-前 310 年),姬姓，又称卢医，战国时期齐国人，行医遍及齐、赵、秦诸国，对后世扁鹊医学的开创弘扬影响深远。西汉韩樱《韩诗外传·卷十·第九章》记载:“扁鹊:‘人言郑医秦越人能治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者,渤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西汉扬雄《法言·重黎》:“扁鹊卢人也。”(李轨注:卢人为太山卢人)其“卢人”之说是对齐勃海郡的具体化。东晋徐广《史记音义》提出:“郑当为鄚。”另东汉高诱《战国策·秦策注》、班固《汉书·高帝纪》、西晋左思《三都赋·蜀都赋》都记述了秦越人之说。秦越人行医的传奇故事深入人心，古代的记载中他创造了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方法治疗疾病,曾给赵简子治病，让虢国太子起死回生。他出神入化的医术随着历史的演变以及人们对生命健康长寿的诉求,逐渐被神化，于是可能为神医称号的扁鹊与秦越人合而为一，逐渐为后人普遍接受。加之秦越人的观点出现较早,，且人物行迹等记述详尽,故后世一般学者多遵从之。唐宋至清时期，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名医代称、神化人物等不同观点。《战国策》《韩非子》《史记》等古籍零散记载了扁鹊人物及其行医活动轨迹,记述时间跨度都较大。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关于扁鹊行医的故事年代跨度就达三四百年，大约从公元前 300 多年到公元前 600 多年，扁鹊绝无可能仅为一人。日本学者滕惟寅 1770 年《扁鹊仓公列传割解》及其儿子上正路《扁鹊传割解补考》则以扁鹊为良医代称为是。《汉书·艺文志》载有《秦始黄帝扁鹊俞柎方》二十三卷，注引东汉应劭语:“黄帝时医也。”说明早在远古时代的黄帝时期就曾有一个传说中的神医扁鹊。唐杨玄操《黄帝八十一难经·序》记载:“秦越人,以其与轩辕时扁鹊相似,乃号之为扁鹊。”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述了杨玄操观点。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日本学者丹波元简《扁鹊仓公列传汇考》、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等多以扁鹊为神化人物为观点。从诸多的史料记载和中外专家学者记述论证来看，历史上的扁鹊应当不止一人,诸多的扁鹊形象表达了古代人们对于医术高明者的无限崇拜,也表达了古人祈望消灾祛病、长生不死的美好愿望。这些历史传奇的特质从曲阜孔庙汉画像石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与曲阜邻近的微山县两城镇曾经出土汉代画像石，1953 年起当时的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收集并运至曲阜孔庙保管，完整及残损的共计 27 块，经复拼后存 23 块。这些汉画像石大部分是汉代祠堂的壁石，其中 4 块均刻画有“人首鸟身”的人物形像，专家学者以“人首鸟身”人物为“扁鹊”，称其为《扁鹊行医图》汉画像石。该画像石(图一)高 92 厘米，宽 90 厘米，画像中缠枝大树一株，枝头站立羽人、凤鸟,树周飞鸟绕行，树下有两男持弓仰首射向大树，另有一女牵马而行。枝头右上方的羽人人面鸟身，旁刻“山鹊”；左上方的凤鸟口含仙药，旁刻“仓生”。这块汉画像石中的羽人形象人面鸟身，因周边“山鹊”“仓生”的刻字，加之飞鸟喙中衔来的丹药，而被清以来的诸多学者解析为扁鹊、仓公的化身。如清代梁玉绳在《汉书人表考》中说：扁鹊的“扁”，“似当音篇，乃蹁跹省文，取鹊飞鸟之义。”另外，记载中扁鹊、仓公行医多在齐、赵等地，也印证了他们的活动区域应是早期以鸟为图腾的东夷地区。所以说，将“人面鸟身”画像与神医“扁鹊”相联系的观点完全可以理解了，故而此后学者多从此观点。该画像石(图二)石高84 厘米，宽80 厘米，图像分三层，上层四只瑞兽，居前者作行走状，后三只站立；下层一株缠枝大树，枝头两侧各立一大鸟，左侧枝下挂猪腿，树下有四人在劳作的画面；画像中层刻人面鸟身羽人一手掌脉、一手持针砭，面向一人呈问诊之状，后又 4 人排队。羽人后立一飞鸟。这块画像石中人面鸟身羽人，搭手号脉、针砭施治与汉代医者形象相似，其后飞鸟，联系上石，很可能是衔取丹药的助手。该画像石(图四)高 94 厘米，宽 90 厘米，图像分三层，与甲块构图类似，上层为龙、熊、虎及骑龙仙人向右行，下层为缠枝大树二株，枝头刻有群猴，空中有飞鸟，树下有牧羊、牵马等画面。画像中层刻人面鸟身羽人，正对六人，前侧有一小人，后坐一人。观之此石并非表现问诊场景，更像是使者刻画小人带领引荐人面鸟身羽人和身后坐者的情状。该画像石(图六)为复制刻石，高 94 厘米，宽 92 厘米，原石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年展出。画像用石刻线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四仙人骑龙右行，下层水榭一座。人首鸟身羽人位于水榭上方，面向三人，问诊之状与甲石相同，但后无飞鸟形象。甲乙丙三块画像石刻画内容中，图五与图三、图七的医者形象有明显不同。图三、图七中的医者人头鸟身，头戴冠帻，鸟身禽立，拖着一束鹊尾，面向患者右手切脉，左手持针扬臂作针灸状，候诊病人大都头发散乱，宽衣博带，端坐平视，其身后还有静坐候诊的病人，身体微微前倾，似有焦急需要诊治之意。图七中人首鸟身人物举持的短棒状物也非常的明显，是针灸用的鍉针，也有泗水砭石之说。所以图三、图七中人首鸟身的形象应是被神化了的医者形象，进而诸多观点将其指向神医扁鹊。而图五中的医者形象虽然也是人面鸟身，但尾部有三支翎羽上翘散开，明显不是鹊尾，且没有行医的情形，应该注意到这种差别。4 块汉画像石均为剔地浅浮雕，物像浮起较低，用阴线刻手法雕刻物像细部。一块年代确切为东汉永和时期，其余 3 块经专家考证大致为东汉中期遗物(89 年-146 年)。画像石上均刻画人面鸟身的人物形象，有两块确切地表现了诊脉、针砭等问诊的动作和情状，可以判断该人物形象是出自汉代的医者形象。其余两块指代并不明确。需要结合画像石整体刻画内容进行更为全面的考证和解析。绝大部分汉画像石与汉代丧葬习俗有关，这 4 块汉画像石是汉代墓地祠堂的侧壁石。墓地祠堂是墓主子女为表达孝义所建，画像内容寄托了对逝者往生的希冀。其内容之宏富，元素之广泛并非解析一个形象所能言明。但就曲阜、微山等区域发现的带有人面鸟身形象的汉画像石而言，出现在逝者墓葬建筑中的医者形象应该代表了对逝者健康、长寿的一种期盼，这种形象应该是汉代信仰或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仙形象，以汉代医者的姿态，人首鸟身的形象进行刻画，尤其出现在逝者往生的祭祀建筑中，这层含义更加明确。无论是扁鹊所具指的秦越人，还是仓公具指的淳于意，其所处的时代不会早于春秋战国时期，如果人首鸟身形象指代具体的历史人物，时间并不长，形象上应该不会出现如此彻底神化的现象，可以与同时期出现在汉画像石中的孔子、老子等历史人物的形象对比，后者都是具体的人的形象而没有神化， 故而人首鸟身的半人形象也能锁定在虚拟人物这个范畴之内。画像石中的医者形象人头鸟身，与古代东方的一些神话形象极其相似。自古中国民间对鸟类飞禽崇拜便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鸟是东方沿海一带民族的图腾。《汉书·地理志》:“冀州鸟夷。”《大戴礼记·五帝德》说:“东方鸟夷民。”《诗·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指出东夷部族的商族起源于玄鸟遗卵。“鸟夷”是指东夷部族，山东便是东夷部族的分布区。东夷部族将鸟作为图腾，认为鸟具有招魂引魄、祛疾延年、引人飞仙、健康长寿的神力，“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鸟身，寿亦如其名。”山东一带的微山、临沂、济南、嘉祥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中，出现了较多的人面鸟身形像且都与医者、医药关系密切。综上，汉画像石中的人首鸟身形象，笔者更倾向于将其划定在古代神话中的神医形象范畴，在作为丧葬建筑构件的汉画像石中出现反映了汉代人对健康长寿、羽化登仙、极乐彼岸的一种精神向往。也是蕴含在汉画像石后的汉代社会历史、生产生活、文化制度等内容具体体现，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从中窥见更为博大瑰丽的汉代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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